My choice of of system SSD is Kingston SSDNow V+100 96 GB SSD SVP100S2/96G
. To make this work, I had to purchased separately a SILVERSTONE SDP08 3.5 to 2 X 2.5-Inch Bay Converter
to mount the new small SSD onto the old 3.5" drive bay.
Saturday, September 10, 2011
SSD Now!
Finally decided to upgrade my desktop hard drive to Solid State Disk. Due to the still high price of the SSD, my strategy is to use SSD for system partition (C partition) and use old timer SATA HDD(hard disk drive) for data partitions.
My choice of of system SSD is Kingston SSDNow V+100 96 GB SSD SVP100S2/96G. To make this work, I had to purchased separately a SILVERSTONE SDP08 3.5 to 2 X 2.5-Inch Bay Converter to mount the new small SSD onto the old 3.5" drive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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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ugust 29, 2011
Nikon D7000 Review
Nikon's best mid-range digital camera so far - D7000
The D7000 is Nikon's most advanced camera at any price. The fact that it sells for $1,200 make it a no-brainer, which is why it's sold out. The D7000 is Nikon's best DSLR ever.
Unlike 2009's crappy D3000, Nikon really did their homework these past couple of years on the D7000, and everything about it just works better than older cameras, technically, artistically and ergonomically. The D7000 has the highest linear resolution of any Nikon DSLR, and more overall resolution than any other Nikon under $7,500. The Nikon D7000 has technical performance better than every other Nikon DSLR priced under $7,500, and handles better than any Nikon DSLR, regardless of price.
The D7000 certainly replaces the old D300s, at a lower price for even higher technical and ergonomic performance.
This reminds me of 2004 when the new, less expensive D70 came out to replace 2002's D100. Nikon quickly realized it could keep selling the older, inferior D100 at a higher price, so it kept the D100 in the catalog. Nikon actually did this in the mid-2000s, hoodwinking the less informed into paying more for the older D100.
Even though the D7000's technical image quality and ergonomics are stellar, and it's viewfinder is as good as Nikon has ever made for DX, it's still much smaller than the finders of FX cameras. Those of us who shoot all day, every day, prefer the huge viewfinders of FX cameras. We also prefer how we can shoot both 35mm and FX cameras with exactly the same set of lenses. For most people, the D7000 is the camera to get, regardless of price, while FX is still the go-to camera for full-time pros.
Forget the technical mumbo-jumbo; pick up and shoot a D7000, and it just feels better and runs faster than every other Nikon. It's a lightweight, fast, quiet and refined powerhouse. If this were a LEICA, LEICAPHILES would be fainting over the D7000's extraordinary image quality, its refined manners, and the intoxicating experience that is the D7000.
For expensive cameras, I normally order them at Amazon or comparable big sellers. I If you're in the USA and buy from other than directly from , be careful to check the box to ensure you got a legitimate USA version.
or comparable big sellers. I If you're in the USA and buy from other than directly from , be careful to check the box to ensure you got a legitimate USA version.Thursday, February 24, 2011
Friday, December 3, 2010
让人啼笑皆非的鸦片战争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415386.shtml
中国人习惯上把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事的起因绝对不是什么“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 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
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穷逼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 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 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
一开始，皇帝老爷们对禁烟这事儿都不 是很认真，直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被打得找不着北，发现枪杆子不好使的道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也不想想怎么官 兵抽鸦片农民就不抽的，当时的军队腐败不堪，平时也不好好训练，省下来的钱跑去吃喝玩乐，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 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优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到甲午海战时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打败。而皇帝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这就给他们 提供了抽鸦片的所有条件：金钱和时间。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跟农民差不多，抽了鸦片就更没得玩了，这时道光才知道着急，发了狠要禁烟。但他哪里想得到那 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说，军队没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 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
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最后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林则徐，和英国人的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说来搞笑，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本来当地官员是想拿银子打发他回家的，谁知此人是真心办事，不吃这一套。今天我们说林则徐是民族英雄， 其实当时官员们都当他是神经病，而且这种人真要放到今天的官场他还是要被当成神经病，要不了三两回合就得被和谐。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 鸦片，还发了份照会：听说英美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夷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 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了，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 死你们……
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此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怎么个惩法呢？这个大臣说，他听说红毛们是把吸鸦片的人系在竹 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林则徐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动不动就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但其实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在他眼里，底层民众只有两种 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可惜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远胜这些政府官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政府：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 姓普遍讨厌清政府，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后来英军也照作了，于是清廷又大骂洋人煽动不明真相 的群众。
林则徐的照会一来，洋人第一反应是又他妈来要保护费了，正商量着该花多少钱摆平呢。其实当时洋人们是混得很悲惨的，清朝闭关锁国，重 农轻商，本就看不起做生意的，又自封天朝上国，觉得自己天生就不用跟外夷讲什么平等，所以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还不是洋人卖，而是由 中国人中转，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外出”。清朝关税虽低，但那 只是理论税，洋人在中国总免不了被横敲竹杠。而且那些贩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靠贿赂换取外贸执照，这个钱当然要算在商品价格里，导致洋货价格像中国的房市一 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就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说鸦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了政府。
在此之前洋商们一直都没遇到林则徐这款的，一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打算先观察观察敌情，回复林则徐说要用七天时间商量商量。林则徐本来觉得自己在这些夷 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应该说一不二，想不到对方还要开什么委员会搞民主决议，一下把他给惹火了。林则徐查清英商颠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立刻 派人前去捉拿。后来差人去执行任务时耍了个滑头，说是“召颠地入城”，但英国人还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承诺24小时内放颠地回来。大清可从来没什么拘留最 长期限之类的说法，都是想关多久关多久，所以林则徐一听，你这不是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即汉奸）到英国人那里示JB威。这下英国人才明白事态 严重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时另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登场了。说来搞笑，此人作为鸦片战争引发者之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 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一听林则徐要动颠地，马上急了，匆匆跑到商馆去，谁知 林则徐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等义律一进去就把商馆给封闭了，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一看 这架势，是要把人活活逼死，马上给林则徐写了封信，大意是威胁说你再这样难保两国不会打仗。林则徐在下面加了批语：“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 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其实义律与林则徐交涉数次，基本处于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威胁对方，但又都不惧怕对方的武力，只不过义律是嚣张但 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其它内容基本上也是有听没懂，例如林则徐对这封信是这样回复的：先大谈因 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英商的恩情，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 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但总体而言，林则徐没直接进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客气了。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 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义律那边被断水断粮也受不了，再加上搞走私本就理亏，于是跟英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全部上缴，这里他也耍了个滑头，说你 们这些鸦片损失将由政府来处理。英商一听乐坏了，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再从英国政府那里拿钱，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乐意，当然他们也知道义律是在打官 腔，他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能量给赔偿问题打包票，于是又集资给一个马上要回英国的商人，让他到议会去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说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 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 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 的，他们的政府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政府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政府官 员，就是清朝水师）。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下，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了出来，林则徐也终于解除了 对英商的包围。但禁烟的事却还没有完。林则徐又要英商签订“甘结”，其实就是保证书一类的东西，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 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 人都负责。其实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 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林则徐一听又怒 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但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教育义律：你骗我说你自己不能代表也就算了，但你说英国国王都不能代 表，你这可是叛国啊，叛国大大的不好……
又是鸡同鸭讲。义律死活不签，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但林则徐连自己 地盘以外的事也要管一管，命令义律要么回来甘结，要么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却坚决不从，提出以下几点：清朝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 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言下之意其它产品要交的苛捐杂费更多）。义律一是 担心英商人身安全再受威胁，二是希望林则徐先检讨一下大清自己的错误，但他们还没注意到一点：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 过卖鸦片的中国人，惟独没有对付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这就是清朝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林则徐又搬出民意恐吓义 律：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
甘结的事久拖不下，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几个 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 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 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 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 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 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 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 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政府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 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 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 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倒也不算错，可惜“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 “没有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
说到这个伯驾，虽说他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好在他的毛病 伯驾靠远程治疗也给解决了，伯驾在林则徐的病历上是这么写的：“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 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伯驾想给林则徐送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谁知林 则徐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说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得先请愿，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 了。
义律这招算是昏到极点了，他想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来解决此事，但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无知的中国人们又怎么可能遵守 呢？更倒霉的是又遇到这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 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 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 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 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 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 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 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 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 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 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各种小冲突又出现数次，水勇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 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当时的战报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 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夷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 光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
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 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 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 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 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 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 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
林则徐在开战之前还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各写一封的，后来一打听 发现美国连个国王都没有，而英国的国王是个女人，这下对两国更是鄙夷了。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 差点没笑喷出来：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牛B，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藩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 惠，无非又是没有茶叶英国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 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后来的战事就不做细表了，反正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 进，突然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然后大家签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那《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我们教科书上 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俗称汉奸）秋后算帐（看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 关税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项目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还有一条：双方 政府来往，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和英国人说话。到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 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次重演，割香港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意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 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
顺便一提，现代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 威仪，所以我认为讲“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儿八经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人能说得 清。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代表璞鼎查回答：
“这（在英国禁种 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政府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 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 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 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 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臣许乃济就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哪怕英商 不入港，中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前去接货的地步，既然禁也禁不住，还不如将鸦片合法化算了。不仅要合法化还要引进本土种植，这样还可以阻止白银外流。确实，等 大清牌鸦片生产出来，再加上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鸦片吸食和烟枪制造技术（这是大清国最可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一如今日的金盾工程），那GDP是哗啦啦的涨啊。 道光一听当下便有点动心，但后来许乃济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再加上驰禁本身就 是违反各地官员利益的（不然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啊），道光又被林则徐那几“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刺中要害，后来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
璞鼎查又教育中方代表，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请中国也效仿。当时可不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而是干脆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所以基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而且中方代表比较为难，不敢跟道光提鸦片合法的事，于是提议：不如这样，以后我们关照你们的鸦片贸易，有我们罩着，合不合法都 无所谓啦。璞鼎查不想搞中国特色，说英国政府不愿承担走私的不义之名，中方代表一商量，最后说：鸦片就算合法，难保那些人不偷税漏税，如果英国政府能先代 交500万两税款，我们可以代为跟大皇帝商量商量。璞鼎查一听愣住了，你们自己缉私不力，还要英国政府帮你收税？开玩笑。璞鼎查发现这些人害怕跟道光提鸦 片合法化的事，根本就说不通，干脆不再提鸦片的问题，后来鸦片贸易就继续以走私形式存在了二十年。这无疑是给历史教科书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当然，“强行打 开中国的门户”这个“罪名”倒是不假，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因为闭关锁国本就是件坏事，何况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而是皇帝老爷一个人的旨 意，皇帝自己悲伤就算了，老百姓跟着瞎起什么哄？
另外，“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属于必修课范畴，所以虽然中国人很拿这个当回事，动不动就血泪控诉一番，但你要去问英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说“第一次中英战争”对方就更惊讶了，什么，中国和英国还打过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军队到底有多厉害，很多未参战者，包括皇帝老子，还觉得双方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只不过胜败乃兵家常 事而已（因为我们一直在胜利，是最后不知怎么搞突然一下就失败了），对民间就更不能讲朝廷惨亏了，因此，虽然英国人提出要“平等”，但在很多清廷官员和普 通百姓眼里，蛮夷依旧是蛮夷，这种态度便决定了之后还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 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 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 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 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的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 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洋人这 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得道光封爵嘉奖。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 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 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到1854年，英国援引《中美望厦条约》 中关于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要求协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 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 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 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的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 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
顺便一提，美国人与法国人的约可不是打来的，而是借英国人的光 “吓”出来的。当时中方代表耆英在签《南京条约》时深刻体验了英国人的厉害，将同为白人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同一级别的强悍国家，两国只需稍以武力恐吓 之，耆英就只得老老实实的在条约上签字了。当时美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中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 方，你稍微讲点礼貌都会被当作是来朝贡的，所以美国代表顾盛收到的硬指令是假如中方不肯签约，那么一定要面见皇帝，而且绝不下跪，不满足这条要求，兵戎相 见。而耆英怕的正是这个，让一个美国人站着和皇帝说话，这还得了？对他来说要确保两件事，第一不能跌皇帝的面子，第二不能再打仗，至于条约什么的爱签多少 都无所谓了，爽快的就把《望厦条约》给签了。到后来法国人来中国时，带了八条军舰，此时耆英已有如惊弓之鸟，法国人还没开口威胁呢，耆英就卖国了。反正一 回生两回熟的，也不是头一回签，破罐子破摔了。说实话只要不是赔钱割地的条约，清朝都是很爽快的。
当时法国人对中国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想拉拢 中国人入伙呢，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结盟了；第二给中国进贡天文学家，算是示好；第三让中国派人去法国深造，学习造船和水战，对付谁呢？ 当然是对付英国人了，法国自称是“英国的老师”，只要中国肯跟着他们学，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耆英一听法国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当下拒绝，至于天文造船水战 这些东西，我们很牛逼的，不需要你们来教。法国人一听傻了，靠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馅饼都不要？于是面露狰狞：给你三条路选，第一法国派公使进京见皇 帝，第二法国给皇帝送一个天文学家，第三开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开打了。我怎么听都觉得还是选前两条比较好，但耆英一听就蒙了，你这三条路都是要我的命 啊！前两条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讲。思前想后，见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法国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开放天主教的事了。后来耆英对道光连哄带骗带 吓，终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总算又在中国复苏了。
这边英美法还自作聪明的发着青天白日大梦想欺负中国人不懂法，那边叶名琛又是“略书数 字”，除了严禁三国公使入城以外，对三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只有两种回答：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当时英国人对这个叶名琛的作风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 讲理绝对讲不通，而且当时广州人民又忙着起义推翻清政府，想必叶名琛也没空搭理他们，于是三国公使一路挥师北上，准备到上海一带寻找别的官员传达修约的请 求。谁知这叶名琛可没闲着，这头拒绝了，那头就汇报了咸丰，寥寥数语，只说英国人要修约，请皇上放心，此事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来，叫他们来见我就行。当 时满朝上下其实连“修约”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厦条约》里关于修约的内容早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本来就也没记住），可见“丧权辱国”这种说法是严重 失实的，至少对清廷是如此。叶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丰对其充分信任，回复说“你办事我放心”。
这下糟了。三国公使跑到上海，会见 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头脑还算清醒，当时正剿着长毛，知道三国公使暂时不能惹，也知道叶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议咸丰赶紧派个钦差同叶名琛一起处理此 事，其实是想防止叶名琛独揽大权，刚愎自用，坏了大事。咸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把吉尔杭阿大骂一顿，吉尔杭阿没办法，只好转告三国公使：老大叫你们找叶名 琛处理此事。三国公使刚从那里过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离皇帝老子也越来越近了。这回只出来两个副科级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话：修 约我们管不了，老大请你们再去找叶名琛。这时三国公使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极”了，虽是愤懑，却又无计可施，修约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国此时已达 成共识：对付中国，不动点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强们此时都处于师出无名的状态，因为这次修约仅仅是“骗约”，所以他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入 点。1856年，这回是真到《望厦条约》修约之期了，来的美国公使正是林则徐的洋医生伯驾。伯驾联络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约，但英国公使认为去了也白去，何况 英国的“修约”性质本来就类似用棒棒糖诱拐无知儿童，真诱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话柄，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痛揍中国一顿，但不打算利用修约问题大作文章。法国公使 称没有收到政府指令，暂不行动。这回美国单独来修约，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气壮，但美国始终绕不过叶名琛这道坎，而叶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两条秘诀：踢皮 球加拒绝。这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外交手段，不过伯驾倒是没有调兵谴将跟大清大干一场，他就像英国人当初放弃了入城一样，放弃了修约。伯驾跟当年一样敏锐，他 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则徐决裂，这次还得因叶名琛决裂，到时再坐收渔利也不迟。
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 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 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 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 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 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 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 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 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 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
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 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 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 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 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 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 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 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
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 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 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 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 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 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 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
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 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 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 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 进发了。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
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 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 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 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 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 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 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 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 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 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 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 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 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 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 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 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 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 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 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 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 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 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 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 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 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 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 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
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 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 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 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 塘，终于换了约。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只有 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 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
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 ——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 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 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语。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 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 柔远羁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 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 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 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 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 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 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 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 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 对不能谈！
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 虎躯一震，妈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中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 于将圆明园洗劫一空，顺便放了把火——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 样了，连皇帝的别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 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 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 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 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 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记号。
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 了。英法要求中方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 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政府的行为了。总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 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 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 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藩属国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 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际法”回击。到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 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 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 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
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太过 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国自找，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动， 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 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愚昧 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中国的教科书奉为民族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只能理解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
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 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 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到今天，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 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不过停 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事实上，从清朝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
对于这种停步不前，当权者要负起主要 责任。几年前袁伟时曾有一篇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刊登于《冰点》上，指出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乱的诸多硬伤，结果竟引起朝 廷关注，导致《冰点》停刊整顿，足见当今圣意。就如咸丰可以为了个人的九五之尊放弃所有白银和领土一样，对某些人而言，当现代文明威胁到皇权之时，保持中 国人的这种低智状态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中国人习惯上把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事的起因绝对不是什么“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 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
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穷逼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 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 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
一开始，皇帝老爷们对禁烟这事儿都不 是很认真，直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被打得找不着北，发现枪杆子不好使的道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也不想想怎么官 兵抽鸦片农民就不抽的，当时的军队腐败不堪，平时也不好好训练，省下来的钱跑去吃喝玩乐，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 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优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到甲午海战时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打败。而皇帝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这就给他们 提供了抽鸦片的所有条件：金钱和时间。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跟农民差不多，抽了鸦片就更没得玩了，这时道光才知道着急，发了狠要禁烟。但他哪里想得到那 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说，军队没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 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
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最后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林则徐，和英国人的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说来搞笑，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本来当地官员是想拿银子打发他回家的，谁知此人是真心办事，不吃这一套。今天我们说林则徐是民族英雄， 其实当时官员们都当他是神经病，而且这种人真要放到今天的官场他还是要被当成神经病，要不了三两回合就得被和谐。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 鸦片，还发了份照会：听说英美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夷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 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了，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 死你们……
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此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怎么个惩法呢？这个大臣说，他听说红毛们是把吸鸦片的人系在竹 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林则徐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动不动就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但其实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在他眼里，底层民众只有两种 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可惜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远胜这些政府官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政府：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 姓普遍讨厌清政府，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后来英军也照作了，于是清廷又大骂洋人煽动不明真相 的群众。
林则徐的照会一来，洋人第一反应是又他妈来要保护费了，正商量着该花多少钱摆平呢。其实当时洋人们是混得很悲惨的，清朝闭关锁国，重 农轻商，本就看不起做生意的，又自封天朝上国，觉得自己天生就不用跟外夷讲什么平等，所以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还不是洋人卖，而是由 中国人中转，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外出”。清朝关税虽低，但那 只是理论税，洋人在中国总免不了被横敲竹杠。而且那些贩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靠贿赂换取外贸执照，这个钱当然要算在商品价格里，导致洋货价格像中国的房市一 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就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说鸦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了政府。
在此之前洋商们一直都没遇到林则徐这款的，一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打算先观察观察敌情，回复林则徐说要用七天时间商量商量。林则徐本来觉得自己在这些夷 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应该说一不二，想不到对方还要开什么委员会搞民主决议，一下把他给惹火了。林则徐查清英商颠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立刻 派人前去捉拿。后来差人去执行任务时耍了个滑头，说是“召颠地入城”，但英国人还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承诺24小时内放颠地回来。大清可从来没什么拘留最 长期限之类的说法，都是想关多久关多久，所以林则徐一听，你这不是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即汉奸）到英国人那里示JB威。这下英国人才明白事态 严重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时另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登场了。说来搞笑，此人作为鸦片战争引发者之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 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一听林则徐要动颠地，马上急了，匆匆跑到商馆去，谁知 林则徐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等义律一进去就把商馆给封闭了，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一看 这架势，是要把人活活逼死，马上给林则徐写了封信，大意是威胁说你再这样难保两国不会打仗。林则徐在下面加了批语：“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 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其实义律与林则徐交涉数次，基本处于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威胁对方，但又都不惧怕对方的武力，只不过义律是嚣张但 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其它内容基本上也是有听没懂，例如林则徐对这封信是这样回复的：先大谈因 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英商的恩情，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 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但总体而言，林则徐没直接进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客气了。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 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义律那边被断水断粮也受不了，再加上搞走私本就理亏，于是跟英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全部上缴，这里他也耍了个滑头，说你 们这些鸦片损失将由政府来处理。英商一听乐坏了，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再从英国政府那里拿钱，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乐意，当然他们也知道义律是在打官 腔，他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能量给赔偿问题打包票，于是又集资给一个马上要回英国的商人，让他到议会去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说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 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 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 的，他们的政府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政府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政府官 员，就是清朝水师）。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下，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了出来，林则徐也终于解除了 对英商的包围。但禁烟的事却还没有完。林则徐又要英商签订“甘结”，其实就是保证书一类的东西，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 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 人都负责。其实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 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林则徐一听又怒 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但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教育义律：你骗我说你自己不能代表也就算了，但你说英国国王都不能代 表，你这可是叛国啊，叛国大大的不好……
又是鸡同鸭讲。义律死活不签，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但林则徐连自己 地盘以外的事也要管一管，命令义律要么回来甘结，要么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却坚决不从，提出以下几点：清朝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 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言下之意其它产品要交的苛捐杂费更多）。义律一是 担心英商人身安全再受威胁，二是希望林则徐先检讨一下大清自己的错误，但他们还没注意到一点：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 过卖鸦片的中国人，惟独没有对付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这就是清朝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林则徐又搬出民意恐吓义 律：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
甘结的事久拖不下，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几个 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 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 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 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 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 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 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 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政府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 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 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 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倒也不算错，可惜“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 “没有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
说到这个伯驾，虽说他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好在他的毛病 伯驾靠远程治疗也给解决了，伯驾在林则徐的病历上是这么写的：“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 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伯驾想给林则徐送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谁知林 则徐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说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得先请愿，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 了。
义律这招算是昏到极点了，他想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来解决此事，但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无知的中国人们又怎么可能遵守 呢？更倒霉的是又遇到这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 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 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 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 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 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 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 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 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 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 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各种小冲突又出现数次，水勇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 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当时的战报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 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夷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 光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
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 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 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 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 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 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 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
林则徐在开战之前还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各写一封的，后来一打听 发现美国连个国王都没有，而英国的国王是个女人，这下对两国更是鄙夷了。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 差点没笑喷出来：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牛B，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藩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 惠，无非又是没有茶叶英国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 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后来的战事就不做细表了，反正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 进，突然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然后大家签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那《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我们教科书上 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俗称汉奸）秋后算帐（看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 关税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项目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还有一条：双方 政府来往，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和英国人说话。到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 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次重演，割香港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意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 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
顺便一提，现代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 威仪，所以我认为讲“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儿八经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人能说得 清。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代表璞鼎查回答：
“这（在英国禁种 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政府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 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 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 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 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臣许乃济就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哪怕英商 不入港，中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前去接货的地步，既然禁也禁不住，还不如将鸦片合法化算了。不仅要合法化还要引进本土种植，这样还可以阻止白银外流。确实，等 大清牌鸦片生产出来，再加上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鸦片吸食和烟枪制造技术（这是大清国最可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一如今日的金盾工程），那GDP是哗啦啦的涨啊。 道光一听当下便有点动心，但后来许乃济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再加上驰禁本身就 是违反各地官员利益的（不然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啊），道光又被林则徐那几“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刺中要害，后来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
璞鼎查又教育中方代表，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请中国也效仿。当时可不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而是干脆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所以基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而且中方代表比较为难，不敢跟道光提鸦片合法的事，于是提议：不如这样，以后我们关照你们的鸦片贸易，有我们罩着，合不合法都 无所谓啦。璞鼎查不想搞中国特色，说英国政府不愿承担走私的不义之名，中方代表一商量，最后说：鸦片就算合法，难保那些人不偷税漏税，如果英国政府能先代 交500万两税款，我们可以代为跟大皇帝商量商量。璞鼎查一听愣住了，你们自己缉私不力，还要英国政府帮你收税？开玩笑。璞鼎查发现这些人害怕跟道光提鸦 片合法化的事，根本就说不通，干脆不再提鸦片的问题，后来鸦片贸易就继续以走私形式存在了二十年。这无疑是给历史教科书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当然，“强行打 开中国的门户”这个“罪名”倒是不假，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因为闭关锁国本就是件坏事，何况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而是皇帝老爷一个人的旨 意，皇帝自己悲伤就算了，老百姓跟着瞎起什么哄？
另外，“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属于必修课范畴，所以虽然中国人很拿这个当回事，动不动就血泪控诉一番，但你要去问英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说“第一次中英战争”对方就更惊讶了，什么，中国和英国还打过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军队到底有多厉害，很多未参战者，包括皇帝老子，还觉得双方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只不过胜败乃兵家常 事而已（因为我们一直在胜利，是最后不知怎么搞突然一下就失败了），对民间就更不能讲朝廷惨亏了，因此，虽然英国人提出要“平等”，但在很多清廷官员和普 通百姓眼里，蛮夷依旧是蛮夷，这种态度便决定了之后还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 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 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 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 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的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 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洋人这 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得道光封爵嘉奖。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 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 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到1854年，英国援引《中美望厦条约》 中关于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要求协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 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 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 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的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 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
顺便一提，美国人与法国人的约可不是打来的，而是借英国人的光 “吓”出来的。当时中方代表耆英在签《南京条约》时深刻体验了英国人的厉害，将同为白人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同一级别的强悍国家，两国只需稍以武力恐吓 之，耆英就只得老老实实的在条约上签字了。当时美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中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 方，你稍微讲点礼貌都会被当作是来朝贡的，所以美国代表顾盛收到的硬指令是假如中方不肯签约，那么一定要面见皇帝，而且绝不下跪，不满足这条要求，兵戎相 见。而耆英怕的正是这个，让一个美国人站着和皇帝说话，这还得了？对他来说要确保两件事，第一不能跌皇帝的面子，第二不能再打仗，至于条约什么的爱签多少 都无所谓了，爽快的就把《望厦条约》给签了。到后来法国人来中国时，带了八条军舰，此时耆英已有如惊弓之鸟，法国人还没开口威胁呢，耆英就卖国了。反正一 回生两回熟的，也不是头一回签，破罐子破摔了。说实话只要不是赔钱割地的条约，清朝都是很爽快的。
当时法国人对中国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想拉拢 中国人入伙呢，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结盟了；第二给中国进贡天文学家，算是示好；第三让中国派人去法国深造，学习造船和水战，对付谁呢？ 当然是对付英国人了，法国自称是“英国的老师”，只要中国肯跟着他们学，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耆英一听法国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当下拒绝，至于天文造船水战 这些东西，我们很牛逼的，不需要你们来教。法国人一听傻了，靠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馅饼都不要？于是面露狰狞：给你三条路选，第一法国派公使进京见皇 帝，第二法国给皇帝送一个天文学家，第三开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开打了。我怎么听都觉得还是选前两条比较好，但耆英一听就蒙了，你这三条路都是要我的命 啊！前两条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讲。思前想后，见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法国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开放天主教的事了。后来耆英对道光连哄带骗带 吓，终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总算又在中国复苏了。
这边英美法还自作聪明的发着青天白日大梦想欺负中国人不懂法，那边叶名琛又是“略书数 字”，除了严禁三国公使入城以外，对三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只有两种回答：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当时英国人对这个叶名琛的作风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 讲理绝对讲不通，而且当时广州人民又忙着起义推翻清政府，想必叶名琛也没空搭理他们，于是三国公使一路挥师北上，准备到上海一带寻找别的官员传达修约的请 求。谁知这叶名琛可没闲着，这头拒绝了，那头就汇报了咸丰，寥寥数语，只说英国人要修约，请皇上放心，此事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来，叫他们来见我就行。当 时满朝上下其实连“修约”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厦条约》里关于修约的内容早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本来就也没记住），可见“丧权辱国”这种说法是严重 失实的，至少对清廷是如此。叶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丰对其充分信任，回复说“你办事我放心”。
这下糟了。三国公使跑到上海，会见 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头脑还算清醒，当时正剿着长毛，知道三国公使暂时不能惹，也知道叶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议咸丰赶紧派个钦差同叶名琛一起处理此 事，其实是想防止叶名琛独揽大权，刚愎自用，坏了大事。咸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把吉尔杭阿大骂一顿，吉尔杭阿没办法，只好转告三国公使：老大叫你们找叶名 琛处理此事。三国公使刚从那里过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离皇帝老子也越来越近了。这回只出来两个副科级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话：修 约我们管不了，老大请你们再去找叶名琛。这时三国公使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极”了，虽是愤懑，却又无计可施，修约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国此时已达 成共识：对付中国，不动点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强们此时都处于师出无名的状态，因为这次修约仅仅是“骗约”，所以他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入 点。1856年，这回是真到《望厦条约》修约之期了，来的美国公使正是林则徐的洋医生伯驾。伯驾联络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约，但英国公使认为去了也白去，何况 英国的“修约”性质本来就类似用棒棒糖诱拐无知儿童，真诱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话柄，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痛揍中国一顿，但不打算利用修约问题大作文章。法国公使 称没有收到政府指令，暂不行动。这回美国单独来修约，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气壮，但美国始终绕不过叶名琛这道坎，而叶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两条秘诀：踢皮 球加拒绝。这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外交手段，不过伯驾倒是没有调兵谴将跟大清大干一场，他就像英国人当初放弃了入城一样，放弃了修约。伯驾跟当年一样敏锐，他 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则徐决裂，这次还得因叶名琛决裂，到时再坐收渔利也不迟。
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 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 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 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 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 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 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 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 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 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
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 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 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 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 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 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 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 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
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 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 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 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 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 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 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
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 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 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 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 进发了。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
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 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 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 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 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 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 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 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 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 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 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 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 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 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 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 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 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 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 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 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 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 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 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 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 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 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 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
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 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 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 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 塘，终于换了约。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只有 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 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
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 ——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 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 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语。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 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 柔远羁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 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 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 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 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 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 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 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 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 对不能谈！
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 虎躯一震，妈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中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 于将圆明园洗劫一空，顺便放了把火——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 样了，连皇帝的别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 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 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 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 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 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记号。
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 了。英法要求中方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 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政府的行为了。总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 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 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 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藩属国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 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际法”回击。到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 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 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 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
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太过 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国自找，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动， 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 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愚昧 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中国的教科书奉为民族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只能理解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
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 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 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到今天，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 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不过停 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事实上，从清朝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
对于这种停步不前，当权者要负起主要 责任。几年前袁伟时曾有一篇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刊登于《冰点》上，指出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乱的诸多硬伤，结果竟引起朝 廷关注，导致《冰点》停刊整顿，足见当今圣意。就如咸丰可以为了个人的九五之尊放弃所有白银和领土一样，对某些人而言，当现代文明威胁到皇权之时，保持中 国人的这种低智状态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Tuesday, March 30, 2010
異鄉尋梅 華人有憾
異鄉尋梅 華人有憾
March 17, 2010 12:00 AM
這 是讀者姜維寧來信中的一段話，描寫他返鄉遊覽梅花山的情景。住在紐約市布碌崙區的姜先生還提到，他去年早春曾經參觀布碌崙植物園(Brooklyn Botanic Garden)，發現該園行政大樓前面種了兩棵梅花，一紅一粉，日本園區裡也看到一棵開著粉紅色花的梅樹。他像在異鄉遇到故知一樣，滿懷鄉情，細細觀賞這 三棵梅樹。
姜先生在信中說：「當時，腦海裡升起了南京梅花山遊人如織的情景，而眼前的這三棵梅樹顯得十分孤芳自賞，沒有引起遊園者的注意。看到這種情形，我不禁產生一個疑問，千年來受中國人傾心頌讚的花魁，在美國為什麼這麼少見？而且，為什麼這麼受到冷落？」
梅 花在美國的際遇確實很難讓中國人理解，單單拿名字來說，就頗讓中國人為她叫屈。梅花的拉丁學名是「Prunus mume」，而美國人竟然俗稱她為「Japanese flowering apricot」，換句話說，春秋戰國時代就被中國人養植的梅花，在美國人口中卻成了「日本開花杏樹」，這大概是因為美國的梅花都是從日本引進的品種，而 不知道梅的老祖宗是在中國。
美國人對梅花缺乏了解，主要是引進的時間極晚，一直到1970年代，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的植物學 家饒斯敦(J.C. Raulston)才略具規模地從日本引進梅花，種在該校位於諾雷市(Raleigh)的實驗林園，如今收集了大約五十來個品種，算是美國梅花的重鎮。在 美國，種有梅花的林園和植物園寥寥可數，而且都只是零星種植，除了姜先生提到的布碌崙植物園之外，稍微還有點看頭的是種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公共林園 (Washington Park Arboretum)裡的幾棵梅樹。
由於梅樹在美國不普遍，當地人沒有機會體會賞梅的樂 趣，也不知道梅樹其實是最適合種植在庭園裡的中小型花樹。在諸多觀賞樹中，有些以花取勝，有些以樹形取勝，有些以果取勝，而梅樹的花、葉、果和枝幹無一處 不美，更讓中國人傾心的莫過於梅香，這種香味不同於玫瑰的甜香、芝蘭的幽香、白蘭的郁香或荷花的清香，而是一種冷凝清芬之香，隨著春寒嬝繞在梅樹間，古人 形容它是「骨中香徹」，並名之為暗香。
美國人冷落梅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完全摸不清楚中國人那一套極為奇特的審美觀。 在中國人眼中，花草樹木不僅供人欣賞外型之美，而且能讓人發揮比德、比情和暢神的想像空間。在這種審美傳統的孕育下，梅花的一些特微被比附在人的道德情操 上，藉以抒發情感，並且從賞梅進而使心靈和自然呼應契合，獲得舒暢心神的滿足。
中國人欣賞梅的氣韻，對美國人來說也是一件很 玄的事。中國賞梅的四個傳統標準是「貴稀不貴繁，貴老不貴嫩，貴瘦不貴肥，貴合不貴開」，更令西方人一頭霧水。而這四個標準卻讓中國人把賞梅的眼光投向點 點梅花的疏影橫斜，樹身的古樸蒼勁，枝莖的鐵骨嶙峋，以及孕蕾展花時的傲視風雪。中國人還特別喜歡梅樹開花的方向，真梅在枝條上都是側開或俯開，而沒有仰 面朝天開放的，並且把俯開的梅花稱為照水梅。有過賞梅經驗的人可能會發覺，抬頭仰望著那些側視或俯視的梅花，讓人油然生出難以名狀的美感。
中 國三百餘個梅花品種大致可以分為真梅、杏梅和櫻李梅三大系，其中最受傳統讀書人喜愛的是真梅，對與杏雜交的杏梅和與櫻李雜交的櫻李梅較缺乏興趣，主要因為 只有真梅具有香味，櫻李梅和杏梅都沒有真梅那種特有的暗香。在真梅中，古時文人最鍾愛的是單瓣白花的江梅和綠萼梅，也正是因為她們最符合梅花清麗冷凝的神 韻。中國四大賞梅地之一的江蘇鄧尉山，數十萬株梅花以江梅型居多，開時一片雪海香濤，雲蒸霞蔚，氣勢浩瀚，是中國人眼中白梅景觀的極致。但現代中國人對白 梅的喜愛已經稍減，轉向偏愛重瓣和複瓣的花形，也比較中意紅和粉紅的花色，因此，園藝品種都以宮粉型、台閣型和朱砂型為貴。
布碌崙植物園的網址在介紹梅花時，承認美國對梅花的認識極為落後，種植梅花的人很少。但即使是種有梅花的地方，都使中國人難以感受到那種千年培育而成的梅花情結，姜先生如果要賞梅，恐怕只能回到梅花的原鄉。
Wednesday, January 6, 2010
纽约税负
闲来无事，用软件算了一下纽约单身白领税前收入为60k, 80k & 100k的总税负，税率
等按2008计算。
假设单身，无孩，无房贷，无401(k)及其他各种养老账户储蓄，采用Itemized
deduction，Employment exp按Gross income的5%估算，Fed Tax withholding按20%,
State and city tax withholding 按10%估算。无其他任何收入，无其他任何收入减项
。FICA是Social Security + MedCare的合集在以下收入档次中FICA为Gross Income的7
.65%。Net Income是考虑了Refund后的纯收入，一般大于所有Paychex的累加。
FICA FedTax NYSTax NYCTax Fed% NYS% NYC%
Total Tax Net Income TotalTax %
60k 4,590 8,500 3,201 1,798 14.17 5.34 3.00
18,089 41,911 30.15
80k 6,120 12,850 4,569 2,527 16.06 5.71 3.16
26,066 53,934 32.58
100k 7,650 17,365 5,939 3,256 17.37 5.94 3.26
34,210 65,790 34.21
1. 收入从60k到100k的这个变化范围中，综合税率的变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仅从30.
15%到34.12%。原因是FICA在这一范围的恒定税率；联邦的Single累进税率在$32,550到
78,850为25%，而从78,850到164,550仅增加3个百分点至28%；纽约州税从$20,000到$90
,000的超宽范围里面税率恒定为6.85%，而在$90,000到$100,000范围内仅增加不到1个
百分点至7.64%。
2. 收入从60k到100k的变化过程中，收入每增加10k，实际边际收入增加约为6k。举例
说，税前收入70k的个人只比税前收入60k的人税后多赚约6千块。
3. FICA是值得H1b持有者关注的。通过和郭兄的讨论以及到MITBBS税务版发贴，可以基
本确定没有H1b持有者在离开美国时可以退回FICA的说法。对于在工作期间缴纳了FICA
，而最终没有成为美国居民或者公民的人来说，这个钱算是捐给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了
。再次提醒所有以学生身份(包括CPT和OPT状态)工作的朋友，要和公司HR说明自己不
需要缴纳Social security和Medicare，已经缴纳的要立即想办法追回。
4. 纽约市税是可观的。依前文计算，税前收入分别为60k/80k/100k时，分别需要缴纳$
1,798/$2,527/$3,256的纽约市税。避免纽约市税(以及不那么著名的Yonkers市税)的办
法极其简单：搬出纽约市(包含曼哈顿，皇后，布鲁克林，布朗士和史坦顿岛等的五区)
以及Yonkers County。住在纽约是有代价的！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你在纽约州工作或者
拥有来自纽约州的经济来源，那么不论你住在哪里都需要缴纳纽约州税。
5. 之前讨论的都还只是美国联邦以及纽约州市两级的收入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要
每天面对纽约市高达8.875%的消费税，以每人每年在纽约市8,000元的消费额计算，我
们相应需要缴纳$710的消费税。
6. 美国/纽约税负不轻，所以各位纳税人朋友一定要善于使用各种社会资源，勇于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明白的纳税人!
等按2008计算。
假设单身，无孩，无房贷，无401(k)及其他各种养老账户储蓄，采用Itemized
deduction，Employment exp按Gross income的5%估算，Fed Tax withholding按20%,
State and city tax withholding 按10%估算。无其他任何收入，无其他任何收入减项
。FICA是Social Security + MedCare的合集在以下收入档次中FICA为Gross Income的7
.65%。Net Income是考虑了Refund后的纯收入，一般大于所有Paychex的累加。
FICA FedTax NYSTax NYCTax Fed% NYS% NYC%
Total Tax Net Income TotalTax %
60k 4,590 8,500 3,201 1,798 14.17 5.34 3.00
18,089 41,911 30.15
80k 6,120 12,850 4,569 2,527 16.06 5.71 3.16
26,066 53,934 32.58
100k 7,650 17,365 5,939 3,256 17.37 5.94 3.26
34,210 65,790 34.21
1. 收入从60k到100k的这个变化范围中，综合税率的变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仅从30.
15%到34.12%。原因是FICA在这一范围的恒定税率；联邦的Single累进税率在$32,550到
78,850为25%，而从78,850到164,550仅增加3个百分点至28%；纽约州税从$20,000到$90
,000的超宽范围里面税率恒定为6.85%，而在$90,000到$100,000范围内仅增加不到1个
百分点至7.64%。
2. 收入从60k到100k的变化过程中，收入每增加10k，实际边际收入增加约为6k。举例
说，税前收入70k的个人只比税前收入60k的人税后多赚约6千块。
3. FICA是值得H1b持有者关注的。通过和郭兄的讨论以及到MITBBS税务版发贴，可以基
本确定没有H1b持有者在离开美国时可以退回FICA的说法。对于在工作期间缴纳了FICA
，而最终没有成为美国居民或者公民的人来说，这个钱算是捐给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了
。再次提醒所有以学生身份(包括CPT和OPT状态)工作的朋友，要和公司HR说明自己不
需要缴纳Social security和Medicare，已经缴纳的要立即想办法追回。
4. 纽约市税是可观的。依前文计算，税前收入分别为60k/80k/100k时，分别需要缴纳$
1,798/$2,527/$3,256的纽约市税。避免纽约市税(以及不那么著名的Yonkers市税)的办
法极其简单：搬出纽约市(包含曼哈顿，皇后，布鲁克林，布朗士和史坦顿岛等的五区)
以及Yonkers County。住在纽约是有代价的！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你在纽约州工作或者
拥有来自纽约州的经济来源，那么不论你住在哪里都需要缴纳纽约州税。
5. 之前讨论的都还只是美国联邦以及纽约州市两级的收入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要
每天面对纽约市高达8.875%的消费税，以每人每年在纽约市8,000元的消费额计算，我
们相应需要缴纳$710的消费税。
6. 美国/纽约税负不轻，所以各位纳税人朋友一定要善于使用各种社会资源，勇于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明白的纳税人!
Sunday, December 20, 2009
蜜月以后的日子——第一届部分政协代表的命运
朱长超 (2009．5写，2009．10修改)
前言
今年，是政协六十周年。这可是一件大事。六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与一些兴匆匆赶来或者由中共从各地接到北京来的民主人士们在怀仁堂里济济一堂，共商国是。又是迎接，又是宴请，又是拜会，彼此谈笑风生。大家以为，以后中国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了，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了，他们自己也可以在政府里有个一官半职了，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了。梦做得美美的，甜甜的。
世上事，多风波。甜蜜梦，多难圆。民主人士们的蜜月过了不几天，民主党派们的美梦变成了恶梦。恶梦倒也罢了，不做官可以做民，有口饭吃就行。但是，他们的恶梦却不是一般的恶梦，是当右派，当贱民，被批斗，坐监狱，被流放，其艰难悲苦，一言难尽。更有些人虽然仍然做着花瓶，但是人格上倍受污辱，眼中虽不流泪，内心却在流血。我们当年学苏联，学苏联时，对苏联的微词（例如在东北奸淫妇女，抢我资源）就是右派。（如龙云）等到邓小平批苏联时，如果你
有微词，你也是右派，修正主义分子。总而言之，大而统之，你稍有独立思想，就是犯罪。虽然，这个国家名之为共和，其实，本质上它不像是共和。至少，清朝的专制也不一定比它厉害。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和斯大林主义是中国学生的老师，但是，青出于蓝胜于篮，中国
学生远远地超过了老师。中国后来也成了老师，也带博士和博士后了，它的学生如波尔波特、乔森潘之流，也是厉害角色，一二年中，将自己的人民杀了个四分之一，阶级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总体而言，它远远没有老师的成就大，也远远没有老师的水平高。
也许是考虑到这些历史事实，不久前，有领导同志提出不折腾，要是在以前，中国的文人们又会写文章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的又一个伟大的思想武器，有着多么深远和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说不定，下次人大开会，又会把领导嘴里说出来的这个不折腾理论写进宪法的前言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是，每一任领导上台，他们都会提出一种新名词，这个新名词都会在宪法中加进去。（下了台的赵紫阳、胡耀邦、华国锋的思想则是例外。）
奇怪的是，这一次报上却没有通常都会有的欢呼、注释文章。上海学者陆震先生写出的研究折腾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文章被一家杂志登载了一小部分，竟因此引起了一些麻烦。而不折腾理论的提出，是对折腾论的修正。长期以前，中国盛行的是折腾论。折腾的实践和理论已经发展得尽善尽美。毛泽东老人家曾经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就是说，年年要折腾，月月要折腾，天天要折腾。并且，每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大折腾。他认为，折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动力。“中国有十亿人口，不斗行吗？”他认为“斗则进，不斗则退，”折腾才有活力，不折腾不行，不折腾就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多少年来中国党内斗争人民内部斗争哲学的核心就是折腾。
中国人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折腾的理论，也不断地进行着折腾的实践。回顾那些年头，一个折腾接着一个折腾，一场折腾连着一场折腾。就如大海的波浪，一个潮头接着一个潮头，一个波浪接着一个波浪。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搞四清，破四旧，大批判。。。。折腾的花样繁多。到了所谓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手中，虽然名义上结束了文革，但是，折腾的事情仍然此起彼伏。一会儿批精神污染，一会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会儿真刀真枪地在天安门前摆起了战场。这次折腾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的大折腾。邓后也不断地有折腾的余波翻江倒海，折腾引起的惊涛骇浪此起彼伏。连动刀动枪的事情，也似乎成了家常便饭。
中国是如何折腾的，让我们翻开沾满了灰尘的历史大书，翻到解放之初的一页上，看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过各自贡献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折腾中是怎样罢官、戴帽、坐牢、流放、死亡的。从中可以看到瞎折腾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反思一下中国特色的大折腾产生的根源，警惕以后再无端惹起新的折腾，是蛮有意义的。
甜蜜的蜜月
蜜月总是美好的。不知道是因为蜜月的甜蜜，还是因为蜜月里要吃蜂蜜，人们把新婚的之月叫做蜜月。不过，无论最初的原因是什么，蜜月总是快乐的幸福的甜蜜的。中国的民主党派也曾经跟着心爱的男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蜜月。如果一直那样过下去，白首到老，或者一起恩恩爱爱到今天，也可以庆贺一下金婚了。但是，他们蜜月的时间很短，蜜月过后的日子不仅说不上甜美，简直可以说是黄连般地痛苦。
1948年9月，国共双方几百万军队在东北华北中原等地的大厮杀胜负渐见端倪，一方的胜局渐定，建立新朝的预期指日可待。不过，国民党还有力量，淮海战役尚未打赢，江南还在国民党手里。为了孤立国民党，按照毛泽东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决定召开第一届政协协商会议，一来是共商建国大计，二来是将中国一些民主派和无党派著名人士团结在自己身边，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国民党。毛泽东知道，与他争天下最大的劲敌是国民党。有些党派虽然与之也有分歧，但是，大
敌当前，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最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基于这种考虑，1948底，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开列了一批有政治声望的人士，准备邀请他们参加第一届政协，共商建国大计。其名单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炯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等29人。第二年5月1日，毛又写信给李济深和沈钧儒，说，“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
当时，中国不少著名人士正在香港。一些中共和民主人士一遇危险，就往那里跑。周恩来让潘汉年组织在港的一些抗日名将，民主人士悄悄地乘船北上，准备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方略。抗日名将、原国民党19路军军长蔡廷锴、著名大律师"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委谭平山、农工民主党执委会主席章伯钧等人悄悄登上了轮船。1948年11月23日，化名"丁汝常"的郭沫若、陈尤其、许广平母子等30多人也相继北上，李济深、茅盾、
朱蕴山、章乃器、柳亚子、王芸生等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登上了苏联货轮"阿尔丹"号。中国历史即将展示新的一页，这些民主人士们的人生也将开始新的一页。他们都将在共和国中担任一官半职。一个个心里喜滋滋地。而当时的中共中央隆重迎接，恭敬接待。这是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蜜月时期，也是这些民主人士精神欢畅的高峰时期。
然而，历史常常喜欢与人们开玩笑。不几年，这些兴冲冲千里北行、共商国是的朋友，不少人开始了比国民党战犯更加悲惨的历史。这一页历史用它凝重的笔墨书写的事实，直到今天，仍然被遮在云里雾里，其悲惨的命运和内在的原因，值得后人们认真地加以总结。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命运和遭遇吧。仔细数落起来，历史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蜜月过后，中国大地如地震，如海啸，狂风不止，暴雨不息。兴高采烈地民主人士们一个个陷入了人生的灾难中。这些灾难，比起长征中的老山界，比起猎子口来，并不轻松多少。北大荒的右派集中营并不比苏联的古拉格好多少，甘肃的劳改营也不比清朝的宁古塔好多少。有几个民主党派的人士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历史的大劫？有几个历尽风波的民主党派落个美终？让我们看看中国社会
的折腾所掀起的波浪怎么将一个个当年的老朋友席卷到灭顶之灾的旋涡的吧。
人们是否知道这历史的一页？人们是否记住了这历史的耻辱？这真实的一页，也是“辉煌六十年”中的一页啊！
宋庆龄忍气吞声
世界上的事，共患难易，共欢乐难。当年特地从香港等地请来的座上客，有的渐渐变成了同路人，更多的则变成了“阶级敌人”。当年邀请民主人士前去共商国是的主人也变了。再也不是礼贤下士、彬彬有礼的主人了。一阔脸渐变，主子的架势越来越足了。
先来看看孙中山的夫人、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的遭遇。她是民主人士中命运最好的人士。不过，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宋庆龄此时住在上海林森中路1803号，即淮海中路1843号。6月1日，60师178团一个营进驻海中路，连长指定武康路对面的一所房子作为连队的宿营地，让排长带队前去宿营。当排长敲门要求进去时，遭到了门房的拒绝。这个看门的老人真是不简单。他没有说明不能居住的理由。在他的心中，民宅就是民宅，为什么一定要闯民宅，仁义之师么，理应秋毫无犯。排长没想到，一个看门老人竟敢违反共产党的军令，这还了得。他厉声责问，为什么不能住？他命令说，下午四时前不把房子腾空，他将派士兵搬走东西。这位排长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时，“他妈的，老子解放了上海，你们还不让我们住宿，真是胆大包天。”此时，住在楼上的宋庆龄听到争吵下了楼，对士兵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打电话给我。
连长听说了，连忙前来道歉；陈毅听说了，批评了师团干部，打电话给宋道歉；邓小平和饶漱石听说了，也到宋宅来道歉。考虑到是孙中山夫人独居的家里，宋宅没有成为宿营地。如果，不是孙中山的妻子的住宅，那会是如何呢？会有人前来道歉吗？
闯宅事件让宋感到不高兴。6月25日，邓颖超奉毛周之命到上海，请宋去北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邓告诉她，她将被选为国家副主席。会议还没有开，副主席已经选出来了。离京前，周指示邓，对宋的一切要求，要尽量地予以满足，只要她愿意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共和国之初，一切欣欣向荣。1950年3月，这位孙中山的遗孀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要她留在党外。对她说，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但是，蜜月总是短暂的。
解放后不几年，中国开始对工商业进行改造。人家祖祖辈辈创办的企业，一下就被三下二下赎买了，宋对此不理解，认为你当年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现在又赎买，是出尔反尔，失信于天下。（顺便说一下，几十年后，这些被赎买的企业，又被各级领导们买了去，第二次成为私有财产。只是成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私有财产，如果说民族工商业主进行的是剥削，后来的又一次私有化，则是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干部们来剥削罢了。）1955年月11月，她写信说，“我很不理
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诺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这样一来，不是自食其言了吗？”宋副主席实在是政治上很幼稚，共产党说过的好话是不能太当真的。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问毛如何走出“其兴也勃勃，其亡也忽忽”的兴衰的“周期律”。毛泽东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民主。但是，几年后，黄炎培的几个儿子一个个被打成了右派。五七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邓小平更搞了一回阳谋，号召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然后再把他们打成右派。此一时彼一时的把戏，中国现代的政治家们用得十分娴熟。
毛泽东见到宋信后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她代表资本家讲话。”当年，他表示中共高级领导们要向她学习，现在则成了资本家的代表。资本家的代表，离阶级敌人的代表可不远了。
反右运动时，宋庆龄许多昔日的朋友一个个都成了右派分子，右派就是反动派。宋对此表示很不理解。伟大领袖毛泽东说，“宋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你看，宋庆龄在毛泽东的眼中，完全成了反对无产阶级路线的敌对阶级的代表。当然，这些最高指示宋庆龄当时只是风闻，未必如后人了解得那么具体，但她知道自己的想法与革命的潮流格格不入，知道自己成了落伍者，多余者，成了只是在需要装点时摆上台面的一只美丽的花盆。
文革中，她父母的坟墓被掘地三尺，革命革到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丈人老头和岳母大人的身上了。宋的悲痛可想而知。但是，她无法表达。牙龄打落了，只能往肚里咽，不然，让台湾的妹妹和在美国的弟弟看着笑话。但她还是禁不住为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们鸣不平。宋副委员长说，“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反党集团的野心家，牛鬼蛇神。。。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这一次，毛泽东龙颜震怒了。1970年3月，毛泽东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他老人家派周恩来李先念传达他的最高指示。周和李毕竟是老练的政治家，变通了一下，对宋夫人说：“您身体不好，可以出去走走。”这样，最高指示也传达了，听上去也缓和多了。宋听懂了，气愤地说，我到了这把年纪，不想走了，死也就死在这里了。从此，她再也不出场，不再当花瓶。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派邓颖超到上海请她参加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时，那种虚怀若谷、殷殷好客的热情不见了。说得明白的，毛泽东下了逐客令，宋老夫人实在是无路可走，只得忍气吞声。如果孙老先生还在，听了这番翻脸不认人的话，她是会与孙先生一起走路的。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她当年对国民党政府的敌视态度客观上极大地帮助了中共，毛泽东当年称赞她对新中国的贡献，说的是实话。她充当新中国的副主席，也在面子上使这个政权带有一定的联合政府性质，这在客观上也帮了中共的忙。但是，岁月流逝，毛泽东竟绝情地下了逐客令，并请她到海峡对岸去，这明显是宣告，她是大陆不受欢迎的人，是国民党的人，和中共不是一路的人。此时的宋老夫人，丈夫已去，青春已逝，三姐妹天各一方，而一向投靠的人们竟然说出如此绝情的话，宋夫人的内心的震动和悲痛是可以想见的。
毛泽东是很现实的，是易变的。他的易变，不仅表现于他一会将刘少奇视作心腹，一会儿视作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表现于一会儿将林彪当作接班人，林彪不愿意，他也非要把接班人写进党章不可，一会儿又巡视南北，到处吹风，要置之于险地，逼得当年最亲密的战友不得不远走高飞。对宋夫人的一热一冷，正是他一贯的作风。古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就这样，宋庆龄被冷藏了起来。她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是怎么想的，她是怎么认识自己的人生的，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
章伯钧成了全国第一号右派
章伯钧，是民盟的主要领袖，德国留学生，解放初当了一个交通部长。1957年，他被毛泽东说成是章罗反革命同盟，成了全国最大的右派分子。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邓小平曾经开列了一个高层右派分子的名单，章伯钧是其中之一，按小平的意思，是准备让他当了右派再下狱的。但是，毛主席没有同意。为了了解这个第一号大右派的内心，党派了另一个民盟的右派分子冯亦代装作同情者来到章家，在谈话吃喝之间，套出章的内心想法，然后向有关的领导或电话或书面
汇报，这一项工作坚持了许多个年头。为了工作的方便，冯亦代右派改正了，也没有当众宣布，他有事没事到章家，还与章的女儿章诒和套起了近乎。章诒和后来在四川坐了牢，写信给母亲时竟还惦记着这个经常来他家聊天探望的宽厚的叔叔。可见章家当年门前冷落车马稀。也可见章家对冯的信任。没有想到，把章伯钧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还派人前来卧底，刺探情况。由于章是大右派，他的女儿章诒和受牵连坐了十年牢。
章不愧是个政治家。1965年，他看到毛泽东派人组织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沉默良久，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马上就要开始了。”果然，接下来，就是中国的十年浩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也是各级领导们的浩劫，也是地富反坏右各类分子的浩劫。文革对章家也是大灾难，他被赶出家门，只有被批斗的命。1969年他得了胃癌，郁郁地死去了。也许，他没有想到，当年兴冲冲地北上共商国是，结果得到个如此的下场。还连累了无辜的女儿锒铛入狱。世上的事情，是多么地难以捉摸啊！20年以后，所有右派分子都平反了，纠错了，摘帽了。但是，章伯钧没有。不平反，不摘帽，不纠错。他是留在国内的五个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之一。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不能摘。他的这顶右派分子帽子具有巨大的历史作用。他以自己的右派帽子论证着小平同志的“反右运
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名言，缺点只是扩大化了。无论多么扩大化，毕竟还有5个右派实实在在地没有平反，它们成了泽东同志和小平同志反右运动伟大功绩的纪念碑。50多年过去了，章伯钧还是当着右派。如果他知道那么诚恳地邀请他北上共商国是的人们会如此残酷地于将他当作敌人，他会兴匆匆地北上吗？
其实，章伯钧的遭遇不是误会，不是偶然。早在建政之初，双方关系最热的时候，统战部已经对参加新政协的阵营进行研究。写了一份《新政协的阵营》的综合报告。报告认为，民盟中央常委11人中，右派分子居多数，左派分子仅占2人，总部及各地区的实际领导权已经逐渐转移到进步分子手里。其中的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及无党派分子，都有左中右，人民救国会中左派分子多些，而章伯钧领导的农工民主党的上层多右派分子。张澜与西南地方势力有联系，罗隆基是亲美分子，等等，报告主张，对民盟须采取改组中央常委、建立进步分子为主导的核心、允许中共党员在内等措施。后来的结果只是既定方针的逐步实施罢了。
梁漱溟成挨批判专业户
梁漱溟也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梁是哲学家，农村建设的倡导者。当年访问延安的时候，毛与他曾在窑洞里作过长夜之谈，交谈甚欢，双方引为知己。不过，他的蜜月也不长，等不到反右运动，就感情失和了。
解放初，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他认为中共靠农民打天下，但解放后农民地位过低，他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不能得了政权就不管农民了。”本来，这也是忠言，至少无恶意。但毛泽东听了却火冒三丈，窑洞里的交情全烟消云散了。毛泽东说，“有人认为农民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道的施仁政的意思吧。仁政有大仁政，有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基础是不容分裂的，不容破坏的。”毛的口气很藐视，很讥讽，口气也很重，说梁是在“破坏工农联盟”。梁算得上是中国现代难得的一条汉子。他当场听了毛的批
评，心里并不服气，站起来说，我并不反对总路线。毛说，“如果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毛又说，“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虽然没有用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当年的朋友成了伪君子，是以笔杀人者。梁要为自己辩护。他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泽东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说，“主席，你有这个雅量，我更加敬重你，若你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们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的，还是假的。”话虽儒雅，却有正气和胆魄。结果，他在一片口号声中被哄下了台。毛主席最终不给他这个雅量。
他从此不断受批判，文革则更甚。1971年九大党章规定了林彪当接班人，他认为不妥而受批判。批林批孔时，他说，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至于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他说完了，大家对他又一次批判，批了6个月，分组批，大会批，批了100多次。批判他的，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有被中共俘虏宽大处理的国民党人。在批判梁漱溟的人中，杀害瞿秋白的宋希濂批得最卖力，他是想报恩，想邀功。会议领导最后问他可有感想，他说，匹夫不可夺志。1978年否定文革派，让他发言，他说，毛泽东要整刘，绕开了法治程序，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为了夺一个人的权，搞得国无宁日….这样的人治是多么可怕。全体人
员听了，又一次轮番批判了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可以说，梁的前半生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进行乡村建设探索的半生，后半生是挨批判的半生。邓小平时代出现的各种专业户早就萌芽了。梁漱溟就是挨批判的专业户。将来，可以考虑在大学里设立一个挨批判专业的博士点。中国社会是很需要这样的专业的。当然，也需要设立一个批判专业的博士点。这样，双方的导师和学生就都会有事情做，不至于一毕业就找不到工作了。
章乃器死里逃生
章乃器也是政协第一届委员。他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曾在中共艰苦的岁月中，帮过中共的大忙。他利用当着国民政府安徽省财政厅长的官的方便，利用自己的关系给新四军做过不少好事，给了他们很多粮食药品。每月还给新四军三万元军费。这不是一笔小数。他解放后当了粮食部长。他闯祸是在反右运动中。他反对个人神化，说，中国没有一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这话其实一点也不错，但人们从反面解读他的话，结果他被说成
是反对毛主席。他反对以党代政，主张党政分开。他认为党是领导，犹如编导，不必到前台表演，这被说成是反党。他被打成了右派，撤销了部长的职务。他还被毛泽东定为右派中的顽固派。当年，他对东方红的歌词提出意见说，歌词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要修改，建议改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很谦虚，对他说，接受他的意见。现在不同了，成了毛泽东所说的顽固派，解除了粮食部长的职务，当了一名右派分子。
文革到了，他面临更大的灾难，从1966年的8月24到31日的8天里整整八昼夜，章乃器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北京六中发明的劳改酷刑，十分之八九在他的身上都用过了，用氨水灌他的鼻孔，用辣椒水灌他，用裹着橡胶的鞭子打他，他后来悲愤地说：“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他那里知道，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啊，是中国伟大的红彤彤的思想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啊。是革命大熔炉里培养了这些个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啊。
周信芳全家受罪
周信芳，中国著名京剧家。他参加了中国的第一届政协，后来悲惨地死于文革。
他的主要罪名是因为演出了《海瑞骂皇帝》。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号召人们提意见，号召要像海瑞那样，要向海瑞学习。这样，北方的吴晗写了《海端罢官》，南方的周信芳演出了《海瑞骂皇帝》。后来，毛泽东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让姚文元批判。周信芳演《海瑞骂皇帝》，也被认为是矛头直指毛主席。皇帝是影射毛主席，骂皇帝是骂毛主席。这还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的命运早就被决定了。
文革刚开始，周信芳与儿子周少麟就被扣在京剧院交待问题。红卫兵则直冲周宅，用砖头石块砸死了周家的大犬，用军用的皮带抽打儿媳敏祯，揪住孙女玫玫要给她剪头发示众。敏祯被打昏，玫玫被吓疯。没想到，演了一个戏，结果会全家遭难。
1967年初，周信芳被押在高架电线修理车上游街示众。周的鼻孔里，嘴角上，都流着血，头发被紧紧揪住，脸青一块紫一块的。（引自沈鸿鑫、何国栋：《周信芳传》第276页）周夫人裘丽琳被造反派抓去打得皮开肉锭，终于卧床不起。68年，有关方面正式拘捕了周信芳。接着，又一次抄了周家，并拘捕周少麟。父子同时坐新中国的牢，直到1969年，周氏父子才获释，但周夫人已被迫害致死，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死的死了，牢也坐了，但是，事情还没有到此了结。
1970年，周少麟因说了江青就是电影演员蓝苹这样一句实话，就被判5年徒刑，解往安徽劳改营。74年，周信芳被正式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75年3月8日含冤逝世。我相信周信芳演海瑞的戏是无恶意的，他只是因为当时领导鼓吹海瑞，就演了海瑞，演海瑞骂皇帝，只是因为这样的戏有点戏剧性而已。谁也想不到，一出戏害了一家人，一个好端端的家，因为一出戏而家破人亡。
人们常说“辉煌六十年”，这样受受害事件，林林总总的怕有不少，现在都被幸运地升级为辉煌六十年的一部分了。真要感谢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当年那悲惨的一些经历，这些人有机会成为辉煌六十年的光辉一页吗？他们吃了点小亏，却占了个大便宜。追根寻源，实在还要感谢一番呢？没有这样一次折腾，你们怎么会有“第二次生命”呢？
吴晗:家败人亡一出戏
吴晗当年是个穷书生，在他困难的时候，胡适帮了忙，支持他的学术研究，还为他介绍了工作。胡适对吴晗是有恩的。
解放后当了北京市副市长，春风得意。吴晗一直是很紧跟形势的好同志。批胡适的时候，他批胡适；批胡风的时候，他批胡风；北京旧城改造时，梁思成主张保护北京的古建筑，彭真主张拆城墙，拆一切影响交通的“封建的遗留物”。吴晗是站在权大气粗的一方的，他积极地批判了梁思成；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又一次次义愤填膺地批判了许多右派分子。他批章伯钧，批罗隆基，他批判的人，林林总总地也有几大箩筐。他是民盟北京市委的领导，却揭发、批判章
伯钧，他是立了大功的，他是一个不是共产党的共产党员。他的表现十分革命。
没有想到，像吴晗这样一贯紧跟的人，也会身遭不测之祸。1962年以后有段时间，毛泽东突然鼓吹起了海瑞精神。胡乔木将此信息带给了吴晗，因为吴是明史专家，就在报上发表了几篇海瑞的文章。马连良想排个海瑞的戏，让吴晗执笔编了个海瑞罢官，这戏当时许多人说好。但后来文革开始后，成了文革的导火线。
文化革命开始后，吴晗屡遭批斗，被打伤。后被投进监狱，遭受种种摧残和迫害，他被打伤得很厉害，忍受着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肉体痛苦因为他被打伤了胁骨，打得全身青紫，当时，什么组织都可以批判他，什么人都可以打他斗他。他是文革初期最有名气的阶级敌人。他没有想到，当年，他积极地批判党点了名的阶级敌人，真是党指向那里，他请批向那里。那里知道，今天革命又以他为对象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触及肉体的革命，也是一场触
及灵魂的革命。他想不明白，自己好端端紧跟，怎么又成了凶恶的阶级敌人了？
吴晗挨批判还不算，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侵害了全家。他的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袁、吴二人于1969年先后含冤而死。他们的女儿小彦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后被抓进监狱，也于1976年去世。吴晗一家四口，竟死了三个，仅儿子吴彰幸存。
马寅初含泪焚稿
马寅初，著名经济学家，当过北京大学校长，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议。
解放后，中国人口迅猛增长，他担忧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在调查研究后，提出了新人口论，主张及早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这本来只是一种学术思想，对不对，可以讨论。即使是错误的理论，也是一家之说，用不着认真。
但是，新人口论却不能见容。因为毛泽东相信，人多好办事，热气高，认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要批判。而马寅初则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他竟抖擞精神，出来应战。这就是仅是学术争论，而是对抗皇上了。周恩来想息事宁人，他是捣浆糊专家，应付了一辈子，最后也没有应付周全。这一阵，他找马寅初，好意地劝他检讨，认错，给自己一个台阶，给权威一个面子，都被他坚决拒绝。并且在《新建设》杂志上发文声称，“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
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他不断地受到批判，1960年３月马寅初被迫辞职，离开北京大学，回到嵊州老家。
这个老人，脾气太犟了。怪不得国民党不喜欢他，共产党更不喜欢他。他回老家以后，又开始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经过多年调查和探索，写成了100万字的农业论巨著，用小楷字端端正正地抄于纸上。马寅初受到批判后，他无法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只能小心存放，让家人经常晒晒太阳，以防霉变和虫蛀。
不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烈火燃遍神州，中国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抄家、破四旧、打人之风刮向全国，马寅初知道知识分子的大劫到了，自己能不能幸免，他实在没有把握。连郭沫若这样死心塌地地紧跟的文人都在表示要学黛玉焚稿，马寅初看到风声越来越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越来越热火。他心想，与其让别人来烧，还不如自己先烧了，终于让家人将自己百万字的农业论手稿及多年来收藏的字画、信扎，统统付之一炬。当烈火燃起，当辛苦着术的文稿、辛
苦收集的字画在烈火变成飘飘的烟灰的时候，这个汉子禁不住滴出几滴眼泪来。
他的命运还算幸运。历史的发展证实了马寅初《新人口沦》的正确性和预见性。1976年后，马寅初得到了历史客观的评价。他成了北大的名誉校长，过了一百岁才去世。
王明避祸莫斯科
王明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他是路线斗争的失败者，也是第一届政协的参加者。
陈绍禹即王明。王明是第三国际器重的人物，毛泽东认为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在延安整风时就受到了批判。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也许不低。但是，王明不了解中国农民，不了解中国实际，他在延安时，就受到严厉批判。解放后，更是一直受到冷遇。1956年，他利用治病的机会到了苏联。开始的时候，还与国内保持着联系，第二年，中国进行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搞了一次又一次，当年革命的战友整倒了一批又一批。高岗，彭德
怀，饶漱石，潘汉年，一批批当年的功臣成了贱民、敌人，自杀的自杀，罢官的罢官。王明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他如果留在国内，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因此，他终于没有回来。1974年，王明客死于莫斯科。说也奇怪，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很多，却一个个拥护着文化大革命；王明虽然是个一直挨批判的教条主义者，却很早就批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王明不算第一个，至少可以算是第一批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先觉者。后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也批判起文化革
命来。这就是由他的儿子俗称老虎的林立果主持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王明死后，葬在莫斯科的一个公墓里。
王明躲过了反右的大关，也躲过了文革的难关，但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文革中间，他的家也被抄了，他的父亲陈聘之，早已死了，当年葬于八宝山，也被人从坟墓里掘了出来，从地下翻出一堆白骨。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由此可见一般。死人都要批判，如果王明在国内，他会是一个怎样的命运呢？他算是一个老同志，老革命，他的命运尚且如此，文化大革命成了无数人的炼狱，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罗隆基众叛亲离
罗隆基是清华美生，五四学生运动运动之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发表过大量的抗战文章。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写文章，编杂志，组织中国民主同盟，配合和帮助中共反对国民党。为此被国民党软禁于上海，脱险后到达北京，朱德，李维汉等党国要人带了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等到车站迎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常委。解放后当了森工部长。
反右运动党号召鸣放的时候，他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这本来也不算什么大恶，甚至算不上什么错误，因为确实有冤案有冤情。因为一元化领导而冤沉海底的事情屡屡发生。但是，这成了他当右派的一个重要根据。另外，当局也批判他建立章罗同盟。章伯钧迫于压力，承认了这个同盟。罗隆基那天从国外访问回国，一下飞机，听说章罗同盟的事，立即打电话给章伯钧，责问他与章什么时候有过同盟，组织上没有，思想上也没有。并且亲自到章家，对着章伯钧，一脸严肃地
说，以前不跟你联盟，以后也不会与你联盟。如果跟你同盟，以后就如这根手杖。说着用力将手杖一折两断。可见，章罗同盟是不存在的，是当局强加的，而这个章罗同盟是毛主席在文章中白纸黑字写下的，毛主席说的，自然不会有错。这样，没有章罗同盟，也得造一个章罗同盟。不然，难道伟大领袖错了？为了证明伟大领袖的正确，这次只能委屈一下章罗两位了。章伯钧开始也否认这个同盟，后来终于挡不住持久而沉重的压力，终于承认了事。而折断过手杖的罗隆基最
后也承认了章罗同盟，虽然内心觉得莫须有。
罗隆基当了右派分子后，部长不当了，汽车没有了，朋友也很少了。而检讨、挨批判却成了经常性的工作。与他同居十年之久、对他崇拜的女友，那个批判国民党勇敢的女记者浦熙修，也在压力下揭发起罗隆基来，她将罗写给她的私密的信件交给了领导，供他们寻找批判罗隆基的炮弹。罗的女友倒戈了，他的别的亲密的朋友，助手，也一个个倒戈了，大家纷纷指鹿为马，对罗乱批一气，以表示与右派的不共戴天的无产阶级觉悟和革命义愤。罗隆基真是四面楚歌。楚霸王四面
楚歌时还有个虞美人安慰他，罗隆基的虞美人已经叛楚降汉，成了批判他、揭发他的有力的反戈一击者。这对罗隆基的心理可能是致命的一击。可惜，这个勇敢的批判者（批判国民党和罗隆基，她都很勇敢）自己虽然立了功，在帮助党批判他的同居男友过程中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最后，她自己也未能幸免，同样当上了右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不几年，她也郁郁而死。
罗隆基当了右派，孤零零地生活着，女友走了，反目为仇，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说过话。他没有妻子，没有儿女，只有年迈的母亲，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小弟弟罗兆麟。他郁郁不欢，没有人说话，终于在一个夜里，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那天夜里，他发病时去拿救命的药片，却没有拿到，药片洒了一地。
罗隆基去世后，他的小弟请求组织上给罗摘帽，让他别把右派分子的帽子带到棺材里，（准确一点讲，是别把右派帽子带到火葬场）组织上没有同意。因为罗是右派分子，他的骨灰没有适当的寄放处。只能暂时存放在火葬场的一个临时存放处。他的小弟弟对此表示不满，希望能妥善安置其哥哥的骨灰。为此，罗隆基所在的组织中国民主同盟以民主同盟中央的名义发信给罗兆麟的单位，这个正规的文件叙述了罗兆麟对处理其兄骨灰过程中的种种“落后表现”，目的是要说明他
与右派哥哥没有划清界限。在那个折腾的年代，一个民主党派的中央，不去为自己的呵护自己的成员，不去维护那怕是轻微的正义，却也学起了阶级斗争的手段来，给同情罗隆基的小弟弟背后射了一箭。可见，那年头的折腾深入人心。有些民主党派也成了折腾派。
罗隆基死得早了一些，他的早死，是当右派后境况恶化后的结果。他被打成右派后，长期处于心理封闭状态，这是非常有损健康的。不过，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事物都有两重性。正如老子所说，塞翁失马，安知祸福。他的早死，固然是不幸，但却避免了后来更大的不幸。他去世后不久，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点燃起来了。全国人民发疯一样地紧跟着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国人是个容易发疯的民族。大跃进时代，全民大疯狂；文化革命年
代，全民又一次大疯狂；在商品大潮中，全民又一次大疯狂。当然，这是题外话了。许多活到那个文革年代的右派分子，其命运大都十分悲惨。参加过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人们，大都在风声鹤唳中过着风雨飘摇的日子，被打、被斗、坐牢的不在少数。而罗隆基因为死得早，没有经历下一场更大的灾难。
翦伯赞服药自尽
翦伯赞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对翦伯赞，解放后一直对有所照顾的。他住的是独家小院，配备了保姆，司机和厨师。他也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
他一直与党合作等很好。他也一直比较左。他顺利度过了反右运动，顺利度过了大跃进年代。一切都是顺顺当当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这次，他没有躲过去。他先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被扣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备受肉体摧残，人格凌辱。他也与别的教授一样，被赶出宽敞舒适的家，他除了不断地挨批判和斗争之外，还要完成扫地拔草等任务。
斗教授风渐渐平息了。大家渐渐明白，文化革命运动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翦伯赞不是当权派，只是个反动学术权威。人们对他的兴趣渐渐淡薄了。
他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保护。毛曾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所谓给出路，是予以保护的意思。翦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对他的批判其实是结束了。但是，刘少奇专案组却对他产生了兴趣，因为1935年刘少奇与国民政府谈判时，翦伯赞曾是个知情者。刘少奇专案组非常希望他能提供刘少奇此时与国民党当局有什么勾搭行为，逼翦伯赞交代刘少奇
的变节行为。当时虽然全国批刘少奇蔚然成风，但翦伯赞却不敢造国家主席的谣，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来。翦伯赞专案组有个来自军宣队的成员，以为翦不肯交代是压力不够，只要施加足够的压力，他自然会交代刘少奇的问题。因此，对他声色俱严，警告他如果拒不交代，后果自负，并且解下了手枪，意在对翦施加压力，进行逼供，要求他证明刘少奇有变节行为。对他说，第二天要交出交代材料。如果不交代，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翦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了，于1968年12月18日夜，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第二天，前来索取交代材料的专案组成员发现翦家大门紧闭，开门一看，翦与他的妻子已服毒自杀而死。从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两张纸条，一张说，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另一张写了句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知名人士，后来又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人士还有很多很多。其所占的比例也很大。可以说，参加第一届政协的，无论是当年的抗战将领、起义的国民党高官、还是曾与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甚至是共产党的高层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在以后的一次一次运动中受到巨大的政治冲击的。即使像刘少奇、朱德、陈毅这样的人，也或者被打倒，或者被批判，或者被批斗，有的成了右派分子。有的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成了文
革的走资派。即使像周恩来这样紧跟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人，也被说成是离右派只有50步的分子了。有的自己倒没有当成右派，但是，一家好几个人打成右派。黄炎培是个比较忠厚的人，在抗战胜利后曾去延安拜望过毛主席，他的《延安访问记》给延安说了不少好话，在国统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并且，他与毛曾在窑洞作过长谈，讨论共产党掌权后如何走出“其兴也勃勃、其亡也忽忽”的周期律的办法。两人说得非常投机，只恨相见太晚。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反右运动中，黄炎培一家出了几个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水利专家黄万里就是他的儿子。他因为反对三门峡工程而被打成右派，但是，他预言的三门峡水库的后果一一变成事实。过了几十年，国家花费了大量金钱而建造的三门峡水库成了渭河流域灾害的原因，结果被下令炸毁。可以说，在人类的折腾史上，中国特色的折腾，折腾的面最广，折腾的时间最长，折腾的代价也最大。有幸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的精英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被折腾的。中国人是多么喜欢折腾啊。仿佛不折腾一番，日子就会过得太平淡似的。
折腾的后果：
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对中国好不好呢？有些人认为，我们辉煌六十年，这些折腾算不了什么。有人甚至认为，大破才能大立，折腾是事业前进的动力。
其实，折腾就是折腾。世界上没有好折腾，只有坏折腾。折腾是破坏，是倒退，是毁灭，是劳民伤财，是伤筋动骨，所有的折腾都是大伤元气的。如果折腾好，那我们就应该出版折腾学的教科书，建立折腾学的博士点，并且，要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特色的折腾学理论。可惜，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喜欢瞎折腾。
折腾的第一个坏处是，折腾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破坏生态，结果是遭受大自然严厉的报复。有些人对大自然瞎折腾，蔑视自然规律，提倡唯意志论，认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他们围湖造地，乱建大坝，乱伐森林，高山水稻，六月种树。有的领导将外国买来的热带雨林的树木引种到自己辖区的北方干旱沙漠地带，结果是名贵的外国树种变成了一堆干柴，百万美金付之东流。更可叹的是，他们不管黄河的泥沙有多大，不考虑每年沉积的泥沙有多厚，不听劝阻，在黄河上建立三门峡大坝，结果，不几年，泥沙就把水库填满，不得不又炸坝增建泄洪洞。又过了四五十年，大坝造成了鱼米之乡渭河平原上年年黄水倒灌，不得不炸掉了大
坝。建造一个坝，多少农民汗？建成一个坝，多少农民泪？（大坝造成了富庶的渭河平原年年被淹）炸掉一个坝，多少人民钱？从1949到2009，我们对大自然搞了多少穷折腾，瞎折腾？每一场折腾，不知浪费了多少民脂民膏。
折腾的第二个坏处是，伤害了一大批好人。本来中国正是用人之际，急需要各种人才。但是，中国特色的穷折腾、大折腾制造了一批又一批人造的阶级敌人，首当其冲的总是有才华的人，有棱角的人，有独立思想的人。这些人本来好好地过着日子，好好地为国效力。但是，有些人没有事情总喜欢找点事做，没有阶级敌人总喜欢制造几个出来。于是，一批批好人成了敌人，有的被关，有的被杀，有的被管，有的流放。。。有个教授折腾了许多年，折腾期间得改选世界观，就
不断地被安排打扫厕所。以至后来组织上为他落实政策、要他填写专业和专长时，他填写了“打扫厕所”。因为组织上安排他从事打扫厕所的时间比做科学研究的时间要长得多。我们总不能在总结伟大成就时说，由于我们的瞎折腾，全国又增加了具有高级职称的厕所清洁工若干名。折腾更是将许多无辜者打入地狱，使他们身心遭受长时期的折磨，也使他们的家族受到株连。折腾的受害者往往不仅是被折腾者个人，父母妻子儿女，甚至妻子的姐妹的儿子和女儿，都可能受到影响。曾当过中宣部长的陆定一，曾关在秦城监狱十几年，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他的岳母，也都关入大牢。全家关在牢里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也算创造了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记录。直到许多年后，才由胡耀邦力除阻力，将一批批折腾的受害者一一平反，落实政策。
折腾的第三外坏处是，折腾者折腾了别人，自己也同样受到折腾的影响。自己被孤立了，缺少了监督者、帮助者，在错误的路上自由自在起来，最终犯下极大的错误，也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折腾对于被折腾者固然是不幸，对于折腾者本人，也没有多少好处。折腾者与被折腾者相比，似乎是胜利者。但是，最后也会身受其害。首先，折腾者得罪天下，使自己大大独立。毛泽东是喜欢折腾的。他的折腾，把民主党派得罪了，把知识分子损害了，把老干部整苦了，也把军队整损了。他真的成了孤家寡人。1976年春节的时候，毛泽东中南海里游泳池住所里，只有几个亲蜜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电话向他问一声好，没有一个人来向他拜年。他虽然整倒了许多人，但是，也就孤立了自己。贺子珍让女儿去看他，女儿问毛一个问题。女儿说，“妈妈要我问一下爸爸，相比于文化革命前，您的威信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个问题不简单。毛泽东倒没有发脾气，低头沉思一下说，“下降了。”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一个原因是毛反右和大跃进折腾后，许多人不想告诉他真实情况。他晚年生了病，在床头安排身后党政军的大事时，他预见说，他死后可能会有一场腥风血雨，军心民心，不在我们这边。折腾并没有给折腾的胜利者带来新的成就和新的光荣而带来新的折腾。更严重的是，大折腾后，整个民族看到正派者、正直者被打入地狱，人们都会趋利避害，中国之大，难得听到有人讲真话了。如果指鹿为马，大家都会说那是马；如果指马为鹿，大家也会齐声说那是马。正是因为折腾怕了，亩产13万斤的奇迹才那么轻而易举地创造出来了。你看，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不大瞎折腾，因此直到如今，还没有在国家的报纸上创造这样的奇迹来。
至于这样的折腾对于国民性的损害，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中国人的国民性，一次又一次的折腾，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塑造。中国打小报告者之我，中国投井下石者之多，中国说假话者之多，我相信在国际上一定遥遥领先。有些是折腾教出来，有些折腾逼出来的，有些是折腾示范出来的。
总而言之，折腾对于受害者，折腾者，社会风气，国家进步，都是非常不利的。
折腾是怎么造成的
折腾，并不是我们所独有的，世界上许多国家有折腾。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是一个好折腾的国家。单是中央委员，就被斯大林杀掉了90%以上；军队里的元帅、将军，被他折腾了一半以上。折腾，也并不是现代才产生的。我们有着很悠久的折腾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留给后人的一份沉重的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表面上的王道，实质上是霸道。法家是讲究法术势，喜欢搞诡计。折腾是必然的。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折腾史。秦始皇死后，李斯赵高伪造诏
书，骗扶苏自杀，立胡亥为皇，胡亥掌权以后，又杀死了自己的一大批兄弟姐妹。刘邦统一天下后，开始杀淮阴候韩信，杀彭越，杀英布。明太祖朱元璋掌权后，也大杀了许多开国之臣。他认为，不这样不能维护自己后代的统治，他是在为后代子孙清除障碍呢？
而我们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由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为什么也会重蹈这个历史的周期律呢？为什么也会出现历史的大折腾呢？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一方面，它有学理上的意义。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个问题，很有理论价值；另一方面，研究这个问题也可以促使我们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第一，农民的狭隘性。由于中国革命的主要成员是农民，工人是少数，知识分子也是少数，就自然带有农民的局限性。农民世代在一小块土地上耕作，阻碍了他们的视野和胸怀。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无法从历史的、社会的、世界的高度认识问题，他们容易从狭小的心眼出发认识问题。因此，猜疑，心胸狭窄，妒忌，眦瑕必报，耿耿于怀，你争我斗，是革命队伍中经常见到的现象。党内一次又一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就是无事生非、自我折腾的历史。整AB团时，成批成批的革命者被另一伙革命者杀害。各根据地几次肃反运动，也都是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因为折腾被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杀起人来一点也不手软。被内部斗争而杀害、被迫害的人数究竟有多少，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但是，从各根据地肃反人类之多、从延安整风所整出的国民党特务数量之大，就可以判断其数不会是小数。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福建有些党内斗争中被杀害的人才获得平反，在延安年代，整得坐牢的、自杀的、秘密处理的人数也不小。革命者柯庆施，陈传纲、李锐、许世友等等，都坐过牢，可见阶级斗争是多么残酷了。革命党内部尚且如此，党外的民主人士的命运，就更可想而知了。一段时间中也许会合作、相处得不错，但是，长期相处就很难了。另外，农民自己没有文化，对于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戒备和防范，而有些社会影响和声誉的民主人士以知识分子居多。农民心态所造成的猜疑，也是引起折腾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个人的襟怀狭窄，带有严重的农民心理。例如，长征路上林彪曾写信给中央，对毛的指挥表示不满，毛怀疑是彭德怀指使林写的，一直耿耿于怀。二三十年后在庐山会议上，此事又重提，可见心胸之狭。有个中共早期的革命家张申府，曾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因故离党。张在北大时是著名教授，毛泽东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因为事迹潦草，受到张的一次批评。几十年后，毛当了国家主席，张无工作无收入，周曾提议给张安排一个能拿工资生活的工作，请求毛，毛讥讽地说，他怎么敢为大教授安排工作呢？对于三十多年的细枝末节的事，还是牢记于心。
第二，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劣根性所致。
现代的折腾是历史上折腾的延续，而长期不息的折腾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有其优良的成分，例如勤劳，刻苦，节约，等。但是，国民性中又有劣质的成分。美国学者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有省吃俭用，辛勤劳作，遇事忍耐，知足常乐等优点外，还有不少不良的品格，如面子第一，拐弯抹角，柔顺固执，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旧，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无信等等病态素质。他举例
说，中国人很讲究面子。信纸如何折，信上的字如何写，都大有讲究。有的汉字要高一格，写在顶上，如果不这样做，收信人就会认为是存心冒犯，心里就会记仇，就会把对方作为冒犯自己的冤家。潘光旦认为，中国人“一部分的民族特性，我以为不妨当做民族的病象看。”他认为，中国北部“荒年淘汰”是这种民族性缺点产生的原因。中国北方人民生存条件恶劣，饥荒不断。处于饥荒压力下的人，生存是第一位的，他们自然养成一种不良的品格以求得生存。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领域。但是，不能否认，中国国民性的落后的一面，是产生折腾的重要原因。例如，有些折腾事件，是起源于缺乏诚信，是出于不必要的过度防范，是因为缺乏宽容精神。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南北战争。按照中国人的理解，这场战争，是统一与分裂的战争，是南方一小摄农场主和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分裂国家的一场战争。按照中国特色的处理方式，在战争结束后，一定得反反复复地清查，一定得隔离个几十万人，关押个十几万人，枪毙个几千到几万人，至于审查、检讨、处分、“戴帽子”的人数将不可胜数。由北方政权或美国执政党派遣的掌握着被审查对象生杀大权的工作组将布满南方叛乱地区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那里可能会形成一种白色恐怖。但是，林肯却一点也不这样做。他不算旧帐，在南北战争中战死的北方军队的士兵固然给予礼葬，对于南方所谓叛乱部队的死亡将士，也同样给予礼葬。他们同样受到尊重。这种大度和襟怀，大大促进了美国的团结。而相比较而言，我们在全国平定后，又不断地进行镇反。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全国又进行了大通辑和大清查，几乎到了风声鹤戾的地步。南非白人曾经镇压过黑人的民主要求，但是，黑人掌权后，并没有对白人进行报复，从而避免了国家的折腾。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度量呢？
第三，民主制度没有建立，缺乏相互和平相处的制度保证。
革命过程中，强者为王，丛林法则，既缺乏人文精神的自律，也缺乏有力的制度保证。在缺乏民主制度的情况下，掌权者很容易以个人好恶代替法律规章。法是保障社会正常运用的规则。我们搞一场运动，搞一场战争，并不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即使有一定的法律，那也只是纸上的东西，可以轻易地置之一旁。文化革命中，可以轻易地罢免国家主席，可以轻易地抄家，可以轻易地打死人，可以轻易地人身污辱。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后来轻易地被整到十八层地狱，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法律很软弱，很不健全，它不能保障社会个体的基本权利。如果法制健全，即使有谁想要折腾，也不是轻易折腾得起来的。
第四，中国知识分子天生的软弱性助长了折腾者的气焰，为折腾推波助澜。
折腾在中国，常常一经发动，就变成汹涌的狂潮，掀起折腾波浪的人不仅不为人所切齿，反而成为了英雄。而被折腾的浪潮掀翻在地的不幸的人们，一段时间则成了人们批判嘲讽的对象。人们歌颂折腾者，嘲弄受害者，甚至再对他们踏上一只脚。而推动折腾成为狂潮的动力中，有一部分来自被折腾者。折腾的掀起者开头也有些担心，有时没有掌握道德制高点。但是，知识分子们通常的态度是向权力大者倾斜。这些人推动了折腾的前进。一些折腾的受害者，也会纷纷表现臣服，高唱是我错，使折腾者又成了道义的得胜者。中国历来有一种理念，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些知识分子以此为立身之本，他们见风使舵、俯服强者、欺凌弱者，紧跟形势。有相当多的人，自己被折腾后，也起劲地自我批判，以讨好折腾者，以求自己过关。中国知识分子很少在折腾的狂潮中坚持信念的。这当然也有中国文化的影响。明明自己是对的，但是，遭到相当多数人或者相当大权力的人的折腾的时候，在形形色色的人的说服下，最后会认为自己是错了，或者认为，为了维持大局，自己承认错了。例如，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中，后来相当多的人被罗织罪名，他们面对强大的对手时，基本的态度是自我批判，或者是揭发和批判别人。例如，章伯钧罗隆基的所谓章罗同盟，本来是子虚乌有事情，正如罗隆基所说的，章罗聪明组织上没有，心理上也没有这个同盟。但是，民盟中的许多人顺着当权者的口气批判章罗同盟，章伯钧在强大的压力下，也承认了这个同盟，罗隆基最后也承认有这个同盟。这样，本来是假想的罪证，最后获得了许多想立功者的证明，也获得了受害者的证明。这样，本来缺乏道德理性和社会正义的折腾，成了正确的，必要的革命运动，具备了某种程度的正义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才理直气壮地提出了阳谋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折腾的受害者们，如果相当多的人有一点俄国十二月党人的精神，或者有一点东汉党人的气质，至少折腾的巨浪会小些，折腾的潮流要小些，被掀翻的受害者也要少一些，这个潮流也不至于那么汹涌澎湃。如果多数被整的人都能
像章乃器那样自我辩护，无论怎样，折腾整人的运动不会搞得那么得心应手，不会随意地那么呼风唤雨。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太软弱了，而折腾者太强大了。反右运动一来，在强大的压力下，被整的人几乎迅速地人格摧毁，也起劲地跟随着投入了折腾地潮流。
当年从香港、从国统区、从海外搜寻回来的参与筹建国家的一些中国知名人士，与执政党度过短暂的蜜月，共同分享了一点甜美的果实。之后不久，就开始进入艰难的岁月。它并不如新婚夫妇之间开始吵架，开始冷战。不是的，双方几乎没有什么要争吵的预兆，倒是他们非常真诚地响应了党中央的帮助党整风的号召，随后就被对方打了猛棍，一下被打倒在地。多数人在其后的岁月中几次三番地被折腾。中国不断折腾的历史，值得认真地总结和反思。
前言
今年，是政协六十周年。这可是一件大事。六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与一些兴匆匆赶来或者由中共从各地接到北京来的民主人士们在怀仁堂里济济一堂，共商国是。又是迎接，又是宴请，又是拜会，彼此谈笑风生。大家以为，以后中国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了，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了，他们自己也可以在政府里有个一官半职了，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了。梦做得美美的，甜甜的。
世上事，多风波。甜蜜梦，多难圆。民主人士们的蜜月过了不几天，民主党派们的美梦变成了恶梦。恶梦倒也罢了，不做官可以做民，有口饭吃就行。但是，他们的恶梦却不是一般的恶梦，是当右派，当贱民，被批斗，坐监狱，被流放，其艰难悲苦，一言难尽。更有些人虽然仍然做着花瓶，但是人格上倍受污辱，眼中虽不流泪，内心却在流血。我们当年学苏联，学苏联时，对苏联的微词（例如在东北奸淫妇女，抢我资源）就是右派。（如龙云）等到邓小平批苏联时，如果你
有微词，你也是右派，修正主义分子。总而言之，大而统之，你稍有独立思想，就是犯罪。虽然，这个国家名之为共和，其实，本质上它不像是共和。至少，清朝的专制也不一定比它厉害。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和斯大林主义是中国学生的老师，但是，青出于蓝胜于篮，中国
学生远远地超过了老师。中国后来也成了老师，也带博士和博士后了，它的学生如波尔波特、乔森潘之流，也是厉害角色，一二年中，将自己的人民杀了个四分之一，阶级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总体而言，它远远没有老师的成就大，也远远没有老师的水平高。
也许是考虑到这些历史事实，不久前，有领导同志提出不折腾，要是在以前，中国的文人们又会写文章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的又一个伟大的思想武器，有着多么深远和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说不定，下次人大开会，又会把领导嘴里说出来的这个不折腾理论写进宪法的前言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是，每一任领导上台，他们都会提出一种新名词，这个新名词都会在宪法中加进去。（下了台的赵紫阳、胡耀邦、华国锋的思想则是例外。）
奇怪的是，这一次报上却没有通常都会有的欢呼、注释文章。上海学者陆震先生写出的研究折腾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文章被一家杂志登载了一小部分，竟因此引起了一些麻烦。而不折腾理论的提出，是对折腾论的修正。长期以前，中国盛行的是折腾论。折腾的实践和理论已经发展得尽善尽美。毛泽东老人家曾经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就是说，年年要折腾，月月要折腾，天天要折腾。并且，每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大折腾。他认为，折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动力。“中国有十亿人口，不斗行吗？”他认为“斗则进，不斗则退，”折腾才有活力，不折腾不行，不折腾就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多少年来中国党内斗争人民内部斗争哲学的核心就是折腾。
中国人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折腾的理论，也不断地进行着折腾的实践。回顾那些年头，一个折腾接着一个折腾，一场折腾连着一场折腾。就如大海的波浪，一个潮头接着一个潮头，一个波浪接着一个波浪。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搞四清，破四旧，大批判。。。。折腾的花样繁多。到了所谓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手中，虽然名义上结束了文革，但是，折腾的事情仍然此起彼伏。一会儿批精神污染，一会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会儿真刀真枪地在天安门前摆起了战场。这次折腾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的大折腾。邓后也不断地有折腾的余波翻江倒海，折腾引起的惊涛骇浪此起彼伏。连动刀动枪的事情，也似乎成了家常便饭。
中国是如何折腾的，让我们翻开沾满了灰尘的历史大书，翻到解放之初的一页上，看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过各自贡献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折腾中是怎样罢官、戴帽、坐牢、流放、死亡的。从中可以看到瞎折腾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反思一下中国特色的大折腾产生的根源，警惕以后再无端惹起新的折腾，是蛮有意义的。
甜蜜的蜜月
蜜月总是美好的。不知道是因为蜜月的甜蜜，还是因为蜜月里要吃蜂蜜，人们把新婚的之月叫做蜜月。不过，无论最初的原因是什么，蜜月总是快乐的幸福的甜蜜的。中国的民主党派也曾经跟着心爱的男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蜜月。如果一直那样过下去，白首到老，或者一起恩恩爱爱到今天，也可以庆贺一下金婚了。但是，他们蜜月的时间很短，蜜月过后的日子不仅说不上甜美，简直可以说是黄连般地痛苦。
1948年9月，国共双方几百万军队在东北华北中原等地的大厮杀胜负渐见端倪，一方的胜局渐定，建立新朝的预期指日可待。不过，国民党还有力量，淮海战役尚未打赢，江南还在国民党手里。为了孤立国民党，按照毛泽东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决定召开第一届政协协商会议，一来是共商建国大计，二来是将中国一些民主派和无党派著名人士团结在自己身边，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国民党。毛泽东知道，与他争天下最大的劲敌是国民党。有些党派虽然与之也有分歧，但是，大
敌当前，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最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基于这种考虑，1948底，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开列了一批有政治声望的人士，准备邀请他们参加第一届政协，共商建国大计。其名单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炯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等29人。第二年5月1日，毛又写信给李济深和沈钧儒，说，“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
当时，中国不少著名人士正在香港。一些中共和民主人士一遇危险，就往那里跑。周恩来让潘汉年组织在港的一些抗日名将，民主人士悄悄地乘船北上，准备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方略。抗日名将、原国民党19路军军长蔡廷锴、著名大律师"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委谭平山、农工民主党执委会主席章伯钧等人悄悄登上了轮船。1948年11月23日，化名"丁汝常"的郭沫若、陈尤其、许广平母子等30多人也相继北上，李济深、茅盾、
朱蕴山、章乃器、柳亚子、王芸生等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登上了苏联货轮"阿尔丹"号。中国历史即将展示新的一页，这些民主人士们的人生也将开始新的一页。他们都将在共和国中担任一官半职。一个个心里喜滋滋地。而当时的中共中央隆重迎接，恭敬接待。这是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蜜月时期，也是这些民主人士精神欢畅的高峰时期。
然而，历史常常喜欢与人们开玩笑。不几年，这些兴冲冲千里北行、共商国是的朋友，不少人开始了比国民党战犯更加悲惨的历史。这一页历史用它凝重的笔墨书写的事实，直到今天，仍然被遮在云里雾里，其悲惨的命运和内在的原因，值得后人们认真地加以总结。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命运和遭遇吧。仔细数落起来，历史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蜜月过后，中国大地如地震，如海啸，狂风不止，暴雨不息。兴高采烈地民主人士们一个个陷入了人生的灾难中。这些灾难，比起长征中的老山界，比起猎子口来，并不轻松多少。北大荒的右派集中营并不比苏联的古拉格好多少，甘肃的劳改营也不比清朝的宁古塔好多少。有几个民主党派的人士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历史的大劫？有几个历尽风波的民主党派落个美终？让我们看看中国社会
的折腾所掀起的波浪怎么将一个个当年的老朋友席卷到灭顶之灾的旋涡的吧。
人们是否知道这历史的一页？人们是否记住了这历史的耻辱？这真实的一页，也是“辉煌六十年”中的一页啊！
宋庆龄忍气吞声
世界上的事，共患难易，共欢乐难。当年特地从香港等地请来的座上客，有的渐渐变成了同路人，更多的则变成了“阶级敌人”。当年邀请民主人士前去共商国是的主人也变了。再也不是礼贤下士、彬彬有礼的主人了。一阔脸渐变，主子的架势越来越足了。
先来看看孙中山的夫人、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的遭遇。她是民主人士中命运最好的人士。不过，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宋庆龄此时住在上海林森中路1803号，即淮海中路1843号。6月1日，60师178团一个营进驻海中路，连长指定武康路对面的一所房子作为连队的宿营地，让排长带队前去宿营。当排长敲门要求进去时，遭到了门房的拒绝。这个看门的老人真是不简单。他没有说明不能居住的理由。在他的心中，民宅就是民宅，为什么一定要闯民宅，仁义之师么，理应秋毫无犯。排长没想到，一个看门老人竟敢违反共产党的军令，这还了得。他厉声责问，为什么不能住？他命令说，下午四时前不把房子腾空，他将派士兵搬走东西。这位排长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时，“他妈的，老子解放了上海，你们还不让我们住宿，真是胆大包天。”此时，住在楼上的宋庆龄听到争吵下了楼，对士兵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打电话给我。
连长听说了，连忙前来道歉；陈毅听说了，批评了师团干部，打电话给宋道歉；邓小平和饶漱石听说了，也到宋宅来道歉。考虑到是孙中山夫人独居的家里，宋宅没有成为宿营地。如果，不是孙中山的妻子的住宅，那会是如何呢？会有人前来道歉吗？
闯宅事件让宋感到不高兴。6月25日，邓颖超奉毛周之命到上海，请宋去北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邓告诉她，她将被选为国家副主席。会议还没有开，副主席已经选出来了。离京前，周指示邓，对宋的一切要求，要尽量地予以满足，只要她愿意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共和国之初，一切欣欣向荣。1950年3月，这位孙中山的遗孀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要她留在党外。对她说，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但是，蜜月总是短暂的。
解放后不几年，中国开始对工商业进行改造。人家祖祖辈辈创办的企业，一下就被三下二下赎买了，宋对此不理解，认为你当年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现在又赎买，是出尔反尔，失信于天下。（顺便说一下，几十年后，这些被赎买的企业，又被各级领导们买了去，第二次成为私有财产。只是成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私有财产，如果说民族工商业主进行的是剥削，后来的又一次私有化，则是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干部们来剥削罢了。）1955年月11月，她写信说，“我很不理
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诺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这样一来，不是自食其言了吗？”宋副主席实在是政治上很幼稚，共产党说过的好话是不能太当真的。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问毛如何走出“其兴也勃勃，其亡也忽忽”的兴衰的“周期律”。毛泽东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民主。但是，几年后，黄炎培的几个儿子一个个被打成了右派。五七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邓小平更搞了一回阳谋，号召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然后再把他们打成右派。此一时彼一时的把戏，中国现代的政治家们用得十分娴熟。
毛泽东见到宋信后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她代表资本家讲话。”当年，他表示中共高级领导们要向她学习，现在则成了资本家的代表。资本家的代表，离阶级敌人的代表可不远了。
反右运动时，宋庆龄许多昔日的朋友一个个都成了右派分子，右派就是反动派。宋对此表示很不理解。伟大领袖毛泽东说，“宋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你看，宋庆龄在毛泽东的眼中，完全成了反对无产阶级路线的敌对阶级的代表。当然，这些最高指示宋庆龄当时只是风闻，未必如后人了解得那么具体，但她知道自己的想法与革命的潮流格格不入，知道自己成了落伍者，多余者，成了只是在需要装点时摆上台面的一只美丽的花盆。
文革中，她父母的坟墓被掘地三尺，革命革到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丈人老头和岳母大人的身上了。宋的悲痛可想而知。但是，她无法表达。牙龄打落了，只能往肚里咽，不然，让台湾的妹妹和在美国的弟弟看着笑话。但她还是禁不住为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们鸣不平。宋副委员长说，“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反党集团的野心家，牛鬼蛇神。。。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这一次，毛泽东龙颜震怒了。1970年3月，毛泽东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他老人家派周恩来李先念传达他的最高指示。周和李毕竟是老练的政治家，变通了一下，对宋夫人说：“您身体不好，可以出去走走。”这样，最高指示也传达了，听上去也缓和多了。宋听懂了，气愤地说，我到了这把年纪，不想走了，死也就死在这里了。从此，她再也不出场，不再当花瓶。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派邓颖超到上海请她参加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时，那种虚怀若谷、殷殷好客的热情不见了。说得明白的，毛泽东下了逐客令，宋老夫人实在是无路可走，只得忍气吞声。如果孙老先生还在，听了这番翻脸不认人的话，她是会与孙先生一起走路的。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她当年对国民党政府的敌视态度客观上极大地帮助了中共，毛泽东当年称赞她对新中国的贡献，说的是实话。她充当新中国的副主席，也在面子上使这个政权带有一定的联合政府性质，这在客观上也帮了中共的忙。但是，岁月流逝，毛泽东竟绝情地下了逐客令，并请她到海峡对岸去，这明显是宣告，她是大陆不受欢迎的人，是国民党的人，和中共不是一路的人。此时的宋老夫人，丈夫已去，青春已逝，三姐妹天各一方，而一向投靠的人们竟然说出如此绝情的话，宋夫人的内心的震动和悲痛是可以想见的。
毛泽东是很现实的，是易变的。他的易变，不仅表现于他一会将刘少奇视作心腹，一会儿视作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表现于一会儿将林彪当作接班人，林彪不愿意，他也非要把接班人写进党章不可，一会儿又巡视南北，到处吹风，要置之于险地，逼得当年最亲密的战友不得不远走高飞。对宋夫人的一热一冷，正是他一贯的作风。古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就这样，宋庆龄被冷藏了起来。她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是怎么想的，她是怎么认识自己的人生的，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
章伯钧成了全国第一号右派
章伯钧，是民盟的主要领袖，德国留学生，解放初当了一个交通部长。1957年，他被毛泽东说成是章罗反革命同盟，成了全国最大的右派分子。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邓小平曾经开列了一个高层右派分子的名单，章伯钧是其中之一，按小平的意思，是准备让他当了右派再下狱的。但是，毛主席没有同意。为了了解这个第一号大右派的内心，党派了另一个民盟的右派分子冯亦代装作同情者来到章家，在谈话吃喝之间，套出章的内心想法，然后向有关的领导或电话或书面
汇报，这一项工作坚持了许多个年头。为了工作的方便，冯亦代右派改正了，也没有当众宣布，他有事没事到章家，还与章的女儿章诒和套起了近乎。章诒和后来在四川坐了牢，写信给母亲时竟还惦记着这个经常来他家聊天探望的宽厚的叔叔。可见章家当年门前冷落车马稀。也可见章家对冯的信任。没有想到，把章伯钧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还派人前来卧底，刺探情况。由于章是大右派，他的女儿章诒和受牵连坐了十年牢。
章不愧是个政治家。1965年，他看到毛泽东派人组织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沉默良久，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马上就要开始了。”果然，接下来，就是中国的十年浩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也是各级领导们的浩劫，也是地富反坏右各类分子的浩劫。文革对章家也是大灾难，他被赶出家门，只有被批斗的命。1969年他得了胃癌，郁郁地死去了。也许，他没有想到，当年兴冲冲地北上共商国是，结果得到个如此的下场。还连累了无辜的女儿锒铛入狱。世上的事情，是多么地难以捉摸啊！20年以后，所有右派分子都平反了，纠错了，摘帽了。但是，章伯钧没有。不平反，不摘帽，不纠错。他是留在国内的五个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之一。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不能摘。他的这顶右派分子帽子具有巨大的历史作用。他以自己的右派帽子论证着小平同志的“反右运
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名言，缺点只是扩大化了。无论多么扩大化，毕竟还有5个右派实实在在地没有平反，它们成了泽东同志和小平同志反右运动伟大功绩的纪念碑。50多年过去了，章伯钧还是当着右派。如果他知道那么诚恳地邀请他北上共商国是的人们会如此残酷地于将他当作敌人，他会兴匆匆地北上吗？
其实，章伯钧的遭遇不是误会，不是偶然。早在建政之初，双方关系最热的时候，统战部已经对参加新政协的阵营进行研究。写了一份《新政协的阵营》的综合报告。报告认为，民盟中央常委11人中，右派分子居多数，左派分子仅占2人，总部及各地区的实际领导权已经逐渐转移到进步分子手里。其中的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及无党派分子，都有左中右，人民救国会中左派分子多些，而章伯钧领导的农工民主党的上层多右派分子。张澜与西南地方势力有联系，罗隆基是亲美分子，等等，报告主张，对民盟须采取改组中央常委、建立进步分子为主导的核心、允许中共党员在内等措施。后来的结果只是既定方针的逐步实施罢了。
梁漱溟成挨批判专业户
梁漱溟也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梁是哲学家，农村建设的倡导者。当年访问延安的时候，毛与他曾在窑洞里作过长夜之谈，交谈甚欢，双方引为知己。不过，他的蜜月也不长，等不到反右运动，就感情失和了。
解放初，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他认为中共靠农民打天下，但解放后农民地位过低，他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不能得了政权就不管农民了。”本来，这也是忠言，至少无恶意。但毛泽东听了却火冒三丈，窑洞里的交情全烟消云散了。毛泽东说，“有人认为农民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道的施仁政的意思吧。仁政有大仁政，有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基础是不容分裂的，不容破坏的。”毛的口气很藐视，很讥讽，口气也很重，说梁是在“破坏工农联盟”。梁算得上是中国现代难得的一条汉子。他当场听了毛的批
评，心里并不服气，站起来说，我并不反对总路线。毛说，“如果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毛又说，“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虽然没有用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当年的朋友成了伪君子，是以笔杀人者。梁要为自己辩护。他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泽东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说，“主席，你有这个雅量，我更加敬重你，若你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们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的，还是假的。”话虽儒雅，却有正气和胆魄。结果，他在一片口号声中被哄下了台。毛主席最终不给他这个雅量。
他从此不断受批判，文革则更甚。1971年九大党章规定了林彪当接班人，他认为不妥而受批判。批林批孔时，他说，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至于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他说完了，大家对他又一次批判，批了6个月，分组批，大会批，批了100多次。批判他的，有马克思主义者，有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有被中共俘虏宽大处理的国民党人。在批判梁漱溟的人中，杀害瞿秋白的宋希濂批得最卖力，他是想报恩，想邀功。会议领导最后问他可有感想，他说，匹夫不可夺志。1978年否定文革派，让他发言，他说，毛泽东要整刘，绕开了法治程序，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为了夺一个人的权，搞得国无宁日….这样的人治是多么可怕。全体人
员听了，又一次轮番批判了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可以说，梁的前半生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进行乡村建设探索的半生，后半生是挨批判的半生。邓小平时代出现的各种专业户早就萌芽了。梁漱溟就是挨批判的专业户。将来，可以考虑在大学里设立一个挨批判专业的博士点。中国社会是很需要这样的专业的。当然，也需要设立一个批判专业的博士点。这样，双方的导师和学生就都会有事情做，不至于一毕业就找不到工作了。
章乃器死里逃生
章乃器也是政协第一届委员。他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曾在中共艰苦的岁月中，帮过中共的大忙。他利用当着国民政府安徽省财政厅长的官的方便，利用自己的关系给新四军做过不少好事，给了他们很多粮食药品。每月还给新四军三万元军费。这不是一笔小数。他解放后当了粮食部长。他闯祸是在反右运动中。他反对个人神化，说，中国没有一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这话其实一点也不错，但人们从反面解读他的话，结果他被说成
是反对毛主席。他反对以党代政，主张党政分开。他认为党是领导，犹如编导，不必到前台表演，这被说成是反党。他被打成了右派，撤销了部长的职务。他还被毛泽东定为右派中的顽固派。当年，他对东方红的歌词提出意见说，歌词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要修改，建议改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很谦虚，对他说，接受他的意见。现在不同了，成了毛泽东所说的顽固派，解除了粮食部长的职务，当了一名右派分子。
文革到了，他面临更大的灾难，从1966年的8月24到31日的8天里整整八昼夜，章乃器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北京六中发明的劳改酷刑，十分之八九在他的身上都用过了，用氨水灌他的鼻孔，用辣椒水灌他，用裹着橡胶的鞭子打他，他后来悲愤地说：“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他那里知道，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啊，是中国伟大的红彤彤的思想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啊。是革命大熔炉里培养了这些个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啊。
周信芳全家受罪
周信芳，中国著名京剧家。他参加了中国的第一届政协，后来悲惨地死于文革。
他的主要罪名是因为演出了《海瑞骂皇帝》。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号召人们提意见，号召要像海瑞那样，要向海瑞学习。这样，北方的吴晗写了《海端罢官》，南方的周信芳演出了《海瑞骂皇帝》。后来，毛泽东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让姚文元批判。周信芳演《海瑞骂皇帝》，也被认为是矛头直指毛主席。皇帝是影射毛主席，骂皇帝是骂毛主席。这还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的命运早就被决定了。
文革刚开始，周信芳与儿子周少麟就被扣在京剧院交待问题。红卫兵则直冲周宅，用砖头石块砸死了周家的大犬，用军用的皮带抽打儿媳敏祯，揪住孙女玫玫要给她剪头发示众。敏祯被打昏，玫玫被吓疯。没想到，演了一个戏，结果会全家遭难。
1967年初，周信芳被押在高架电线修理车上游街示众。周的鼻孔里，嘴角上，都流着血，头发被紧紧揪住，脸青一块紫一块的。（引自沈鸿鑫、何国栋：《周信芳传》第276页）周夫人裘丽琳被造反派抓去打得皮开肉锭，终于卧床不起。68年，有关方面正式拘捕了周信芳。接着，又一次抄了周家，并拘捕周少麟。父子同时坐新中国的牢，直到1969年，周氏父子才获释，但周夫人已被迫害致死，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死的死了，牢也坐了，但是，事情还没有到此了结。
1970年，周少麟因说了江青就是电影演员蓝苹这样一句实话，就被判5年徒刑，解往安徽劳改营。74年，周信芳被正式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75年3月8日含冤逝世。我相信周信芳演海瑞的戏是无恶意的，他只是因为当时领导鼓吹海瑞，就演了海瑞，演海瑞骂皇帝，只是因为这样的戏有点戏剧性而已。谁也想不到，一出戏害了一家人，一个好端端的家，因为一出戏而家破人亡。
人们常说“辉煌六十年”，这样受受害事件，林林总总的怕有不少，现在都被幸运地升级为辉煌六十年的一部分了。真要感谢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当年那悲惨的一些经历，这些人有机会成为辉煌六十年的光辉一页吗？他们吃了点小亏，却占了个大便宜。追根寻源，实在还要感谢一番呢？没有这样一次折腾，你们怎么会有“第二次生命”呢？
吴晗:家败人亡一出戏
吴晗当年是个穷书生，在他困难的时候，胡适帮了忙，支持他的学术研究，还为他介绍了工作。胡适对吴晗是有恩的。
解放后当了北京市副市长，春风得意。吴晗一直是很紧跟形势的好同志。批胡适的时候，他批胡适；批胡风的时候，他批胡风；北京旧城改造时，梁思成主张保护北京的古建筑，彭真主张拆城墙，拆一切影响交通的“封建的遗留物”。吴晗是站在权大气粗的一方的，他积极地批判了梁思成；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又一次次义愤填膺地批判了许多右派分子。他批章伯钧，批罗隆基，他批判的人，林林总总地也有几大箩筐。他是民盟北京市委的领导，却揭发、批判章
伯钧，他是立了大功的，他是一个不是共产党的共产党员。他的表现十分革命。
没有想到，像吴晗这样一贯紧跟的人，也会身遭不测之祸。1962年以后有段时间，毛泽东突然鼓吹起了海瑞精神。胡乔木将此信息带给了吴晗，因为吴是明史专家，就在报上发表了几篇海瑞的文章。马连良想排个海瑞的戏，让吴晗执笔编了个海瑞罢官，这戏当时许多人说好。但后来文革开始后，成了文革的导火线。
文化革命开始后，吴晗屡遭批斗，被打伤。后被投进监狱，遭受种种摧残和迫害，他被打伤得很厉害，忍受着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肉体痛苦因为他被打伤了胁骨，打得全身青紫，当时，什么组织都可以批判他，什么人都可以打他斗他。他是文革初期最有名气的阶级敌人。他没有想到，当年，他积极地批判党点了名的阶级敌人，真是党指向那里，他请批向那里。那里知道，今天革命又以他为对象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触及肉体的革命，也是一场触
及灵魂的革命。他想不明白，自己好端端紧跟，怎么又成了凶恶的阶级敌人了？
吴晗挨批判还不算，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侵害了全家。他的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袁、吴二人于1969年先后含冤而死。他们的女儿小彦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后被抓进监狱，也于1976年去世。吴晗一家四口，竟死了三个，仅儿子吴彰幸存。
马寅初含泪焚稿
马寅初，著名经济学家，当过北京大学校长，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议。
解放后，中国人口迅猛增长，他担忧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在调查研究后，提出了新人口论，主张及早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这本来只是一种学术思想，对不对，可以讨论。即使是错误的理论，也是一家之说，用不着认真。
但是，新人口论却不能见容。因为毛泽东相信，人多好办事，热气高，认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要批判。而马寅初则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他竟抖擞精神，出来应战。这就是仅是学术争论，而是对抗皇上了。周恩来想息事宁人，他是捣浆糊专家，应付了一辈子，最后也没有应付周全。这一阵，他找马寅初，好意地劝他检讨，认错，给自己一个台阶，给权威一个面子，都被他坚决拒绝。并且在《新建设》杂志上发文声称，“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
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他不断地受到批判，1960年３月马寅初被迫辞职，离开北京大学，回到嵊州老家。
这个老人，脾气太犟了。怪不得国民党不喜欢他，共产党更不喜欢他。他回老家以后，又开始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经过多年调查和探索，写成了100万字的农业论巨著，用小楷字端端正正地抄于纸上。马寅初受到批判后，他无法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只能小心存放，让家人经常晒晒太阳，以防霉变和虫蛀。
不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烈火燃遍神州，中国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抄家、破四旧、打人之风刮向全国，马寅初知道知识分子的大劫到了，自己能不能幸免，他实在没有把握。连郭沫若这样死心塌地地紧跟的文人都在表示要学黛玉焚稿，马寅初看到风声越来越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越来越热火。他心想，与其让别人来烧，还不如自己先烧了，终于让家人将自己百万字的农业论手稿及多年来收藏的字画、信扎，统统付之一炬。当烈火燃起，当辛苦着术的文稿、辛
苦收集的字画在烈火变成飘飘的烟灰的时候，这个汉子禁不住滴出几滴眼泪来。
他的命运还算幸运。历史的发展证实了马寅初《新人口沦》的正确性和预见性。1976年后，马寅初得到了历史客观的评价。他成了北大的名誉校长，过了一百岁才去世。
王明避祸莫斯科
王明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他是路线斗争的失败者，也是第一届政协的参加者。
陈绍禹即王明。王明是第三国际器重的人物，毛泽东认为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在延安整风时就受到了批判。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也许不低。但是，王明不了解中国农民，不了解中国实际，他在延安时，就受到严厉批判。解放后，更是一直受到冷遇。1956年，他利用治病的机会到了苏联。开始的时候，还与国内保持着联系，第二年，中国进行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搞了一次又一次，当年革命的战友整倒了一批又一批。高岗，彭德
怀，饶漱石，潘汉年，一批批当年的功臣成了贱民、敌人，自杀的自杀，罢官的罢官。王明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他如果留在国内，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因此，他终于没有回来。1974年，王明客死于莫斯科。说也奇怪，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很多，却一个个拥护着文化大革命；王明虽然是个一直挨批判的教条主义者，却很早就批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王明不算第一个，至少可以算是第一批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先觉者。后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也批判起文化革
命来。这就是由他的儿子俗称老虎的林立果主持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王明死后，葬在莫斯科的一个公墓里。
王明躲过了反右的大关，也躲过了文革的难关，但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文革中间，他的家也被抄了，他的父亲陈聘之，早已死了，当年葬于八宝山，也被人从坟墓里掘了出来，从地下翻出一堆白骨。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由此可见一般。死人都要批判，如果王明在国内，他会是一个怎样的命运呢？他算是一个老同志，老革命，他的命运尚且如此，文化大革命成了无数人的炼狱，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罗隆基众叛亲离
罗隆基是清华美生，五四学生运动运动之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发表过大量的抗战文章。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写文章，编杂志，组织中国民主同盟，配合和帮助中共反对国民党。为此被国民党软禁于上海，脱险后到达北京，朱德，李维汉等党国要人带了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等到车站迎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常委。解放后当了森工部长。
反右运动党号召鸣放的时候，他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这本来也不算什么大恶，甚至算不上什么错误，因为确实有冤案有冤情。因为一元化领导而冤沉海底的事情屡屡发生。但是，这成了他当右派的一个重要根据。另外，当局也批判他建立章罗同盟。章伯钧迫于压力，承认了这个同盟。罗隆基那天从国外访问回国，一下飞机，听说章罗同盟的事，立即打电话给章伯钧，责问他与章什么时候有过同盟，组织上没有，思想上也没有。并且亲自到章家，对着章伯钧，一脸严肃地
说，以前不跟你联盟，以后也不会与你联盟。如果跟你同盟，以后就如这根手杖。说着用力将手杖一折两断。可见，章罗同盟是不存在的，是当局强加的，而这个章罗同盟是毛主席在文章中白纸黑字写下的，毛主席说的，自然不会有错。这样，没有章罗同盟，也得造一个章罗同盟。不然，难道伟大领袖错了？为了证明伟大领袖的正确，这次只能委屈一下章罗两位了。章伯钧开始也否认这个同盟，后来终于挡不住持久而沉重的压力，终于承认了事。而折断过手杖的罗隆基最
后也承认了章罗同盟，虽然内心觉得莫须有。
罗隆基当了右派分子后，部长不当了，汽车没有了，朋友也很少了。而检讨、挨批判却成了经常性的工作。与他同居十年之久、对他崇拜的女友，那个批判国民党勇敢的女记者浦熙修，也在压力下揭发起罗隆基来，她将罗写给她的私密的信件交给了领导，供他们寻找批判罗隆基的炮弹。罗的女友倒戈了，他的别的亲密的朋友，助手，也一个个倒戈了，大家纷纷指鹿为马，对罗乱批一气，以表示与右派的不共戴天的无产阶级觉悟和革命义愤。罗隆基真是四面楚歌。楚霸王四面
楚歌时还有个虞美人安慰他，罗隆基的虞美人已经叛楚降汉，成了批判他、揭发他的有力的反戈一击者。这对罗隆基的心理可能是致命的一击。可惜，这个勇敢的批判者（批判国民党和罗隆基，她都很勇敢）自己虽然立了功，在帮助党批判他的同居男友过程中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最后，她自己也未能幸免，同样当上了右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不几年，她也郁郁而死。
罗隆基当了右派，孤零零地生活着，女友走了，反目为仇，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说过话。他没有妻子，没有儿女，只有年迈的母亲，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小弟弟罗兆麟。他郁郁不欢，没有人说话，终于在一个夜里，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那天夜里，他发病时去拿救命的药片，却没有拿到，药片洒了一地。
罗隆基去世后，他的小弟请求组织上给罗摘帽，让他别把右派分子的帽子带到棺材里，（准确一点讲，是别把右派帽子带到火葬场）组织上没有同意。因为罗是右派分子，他的骨灰没有适当的寄放处。只能暂时存放在火葬场的一个临时存放处。他的小弟弟对此表示不满，希望能妥善安置其哥哥的骨灰。为此，罗隆基所在的组织中国民主同盟以民主同盟中央的名义发信给罗兆麟的单位，这个正规的文件叙述了罗兆麟对处理其兄骨灰过程中的种种“落后表现”，目的是要说明他
与右派哥哥没有划清界限。在那个折腾的年代，一个民主党派的中央，不去为自己的呵护自己的成员，不去维护那怕是轻微的正义，却也学起了阶级斗争的手段来，给同情罗隆基的小弟弟背后射了一箭。可见，那年头的折腾深入人心。有些民主党派也成了折腾派。
罗隆基死得早了一些，他的早死，是当右派后境况恶化后的结果。他被打成右派后，长期处于心理封闭状态，这是非常有损健康的。不过，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事物都有两重性。正如老子所说，塞翁失马，安知祸福。他的早死，固然是不幸，但却避免了后来更大的不幸。他去世后不久，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点燃起来了。全国人民发疯一样地紧跟着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国人是个容易发疯的民族。大跃进时代，全民大疯狂；文化革命年
代，全民又一次大疯狂；在商品大潮中，全民又一次大疯狂。当然，这是题外话了。许多活到那个文革年代的右派分子，其命运大都十分悲惨。参加过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人们，大都在风声鹤唳中过着风雨飘摇的日子，被打、被斗、坐牢的不在少数。而罗隆基因为死得早，没有经历下一场更大的灾难。
翦伯赞服药自尽
翦伯赞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对翦伯赞，解放后一直对有所照顾的。他住的是独家小院，配备了保姆，司机和厨师。他也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
他一直与党合作等很好。他也一直比较左。他顺利度过了反右运动，顺利度过了大跃进年代。一切都是顺顺当当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这次，他没有躲过去。他先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被扣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备受肉体摧残，人格凌辱。他也与别的教授一样，被赶出宽敞舒适的家，他除了不断地挨批判和斗争之外，还要完成扫地拔草等任务。
斗教授风渐渐平息了。大家渐渐明白，文化革命运动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翦伯赞不是当权派，只是个反动学术权威。人们对他的兴趣渐渐淡薄了。
他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保护。毛曾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所谓给出路，是予以保护的意思。翦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对他的批判其实是结束了。但是，刘少奇专案组却对他产生了兴趣，因为1935年刘少奇与国民政府谈判时，翦伯赞曾是个知情者。刘少奇专案组非常希望他能提供刘少奇此时与国民党当局有什么勾搭行为，逼翦伯赞交代刘少奇
的变节行为。当时虽然全国批刘少奇蔚然成风，但翦伯赞却不敢造国家主席的谣，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来。翦伯赞专案组有个来自军宣队的成员，以为翦不肯交代是压力不够，只要施加足够的压力，他自然会交代刘少奇的问题。因此，对他声色俱严，警告他如果拒不交代，后果自负，并且解下了手枪，意在对翦施加压力，进行逼供，要求他证明刘少奇有变节行为。对他说，第二天要交出交代材料。如果不交代，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翦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了，于1968年12月18日夜，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第二天，前来索取交代材料的专案组成员发现翦家大门紧闭，开门一看，翦与他的妻子已服毒自杀而死。从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两张纸条，一张说，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另一张写了句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知名人士，后来又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人士还有很多很多。其所占的比例也很大。可以说，参加第一届政协的，无论是当年的抗战将领、起义的国民党高官、还是曾与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甚至是共产党的高层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在以后的一次一次运动中受到巨大的政治冲击的。即使像刘少奇、朱德、陈毅这样的人，也或者被打倒，或者被批判，或者被批斗，有的成了右派分子。有的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成了文
革的走资派。即使像周恩来这样紧跟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人，也被说成是离右派只有50步的分子了。有的自己倒没有当成右派，但是，一家好几个人打成右派。黄炎培是个比较忠厚的人，在抗战胜利后曾去延安拜望过毛主席，他的《延安访问记》给延安说了不少好话，在国统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并且，他与毛曾在窑洞作过长谈，讨论共产党掌权后如何走出“其兴也勃勃、其亡也忽忽”的周期律的办法。两人说得非常投机，只恨相见太晚。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反右运动中，黄炎培一家出了几个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水利专家黄万里就是他的儿子。他因为反对三门峡工程而被打成右派，但是，他预言的三门峡水库的后果一一变成事实。过了几十年，国家花费了大量金钱而建造的三门峡水库成了渭河流域灾害的原因，结果被下令炸毁。可以说，在人类的折腾史上，中国特色的折腾，折腾的面最广，折腾的时间最长，折腾的代价也最大。有幸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的精英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被折腾的。中国人是多么喜欢折腾啊。仿佛不折腾一番，日子就会过得太平淡似的。
折腾的后果：
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对中国好不好呢？有些人认为，我们辉煌六十年，这些折腾算不了什么。有人甚至认为，大破才能大立，折腾是事业前进的动力。
其实，折腾就是折腾。世界上没有好折腾，只有坏折腾。折腾是破坏，是倒退，是毁灭，是劳民伤财，是伤筋动骨，所有的折腾都是大伤元气的。如果折腾好，那我们就应该出版折腾学的教科书，建立折腾学的博士点，并且，要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特色的折腾学理论。可惜，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喜欢瞎折腾。
折腾的第一个坏处是，折腾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破坏生态，结果是遭受大自然严厉的报复。有些人对大自然瞎折腾，蔑视自然规律，提倡唯意志论，认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他们围湖造地，乱建大坝，乱伐森林，高山水稻，六月种树。有的领导将外国买来的热带雨林的树木引种到自己辖区的北方干旱沙漠地带，结果是名贵的外国树种变成了一堆干柴，百万美金付之东流。更可叹的是，他们不管黄河的泥沙有多大，不考虑每年沉积的泥沙有多厚，不听劝阻，在黄河上建立三门峡大坝，结果，不几年，泥沙就把水库填满，不得不又炸坝增建泄洪洞。又过了四五十年，大坝造成了鱼米之乡渭河平原上年年黄水倒灌，不得不炸掉了大
坝。建造一个坝，多少农民汗？建成一个坝，多少农民泪？（大坝造成了富庶的渭河平原年年被淹）炸掉一个坝，多少人民钱？从1949到2009，我们对大自然搞了多少穷折腾，瞎折腾？每一场折腾，不知浪费了多少民脂民膏。
折腾的第二个坏处是，伤害了一大批好人。本来中国正是用人之际，急需要各种人才。但是，中国特色的穷折腾、大折腾制造了一批又一批人造的阶级敌人，首当其冲的总是有才华的人，有棱角的人，有独立思想的人。这些人本来好好地过着日子，好好地为国效力。但是，有些人没有事情总喜欢找点事做，没有阶级敌人总喜欢制造几个出来。于是，一批批好人成了敌人，有的被关，有的被杀，有的被管，有的流放。。。有个教授折腾了许多年，折腾期间得改选世界观，就
不断地被安排打扫厕所。以至后来组织上为他落实政策、要他填写专业和专长时，他填写了“打扫厕所”。因为组织上安排他从事打扫厕所的时间比做科学研究的时间要长得多。我们总不能在总结伟大成就时说，由于我们的瞎折腾，全国又增加了具有高级职称的厕所清洁工若干名。折腾更是将许多无辜者打入地狱，使他们身心遭受长时期的折磨，也使他们的家族受到株连。折腾的受害者往往不仅是被折腾者个人，父母妻子儿女，甚至妻子的姐妹的儿子和女儿，都可能受到影响。曾当过中宣部长的陆定一，曾关在秦城监狱十几年，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他的岳母，也都关入大牢。全家关在牢里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也算创造了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记录。直到许多年后，才由胡耀邦力除阻力，将一批批折腾的受害者一一平反，落实政策。
折腾的第三外坏处是，折腾者折腾了别人，自己也同样受到折腾的影响。自己被孤立了，缺少了监督者、帮助者，在错误的路上自由自在起来，最终犯下极大的错误，也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折腾对于被折腾者固然是不幸，对于折腾者本人，也没有多少好处。折腾者与被折腾者相比，似乎是胜利者。但是，最后也会身受其害。首先，折腾者得罪天下，使自己大大独立。毛泽东是喜欢折腾的。他的折腾，把民主党派得罪了，把知识分子损害了，把老干部整苦了，也把军队整损了。他真的成了孤家寡人。1976年春节的时候，毛泽东中南海里游泳池住所里，只有几个亲蜜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电话向他问一声好，没有一个人来向他拜年。他虽然整倒了许多人，但是，也就孤立了自己。贺子珍让女儿去看他，女儿问毛一个问题。女儿说，“妈妈要我问一下爸爸，相比于文化革命前，您的威信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个问题不简单。毛泽东倒没有发脾气，低头沉思一下说，“下降了。”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一个原因是毛反右和大跃进折腾后，许多人不想告诉他真实情况。他晚年生了病，在床头安排身后党政军的大事时，他预见说，他死后可能会有一场腥风血雨，军心民心，不在我们这边。折腾并没有给折腾的胜利者带来新的成就和新的光荣而带来新的折腾。更严重的是，大折腾后，整个民族看到正派者、正直者被打入地狱，人们都会趋利避害，中国之大，难得听到有人讲真话了。如果指鹿为马，大家都会说那是马；如果指马为鹿，大家也会齐声说那是马。正是因为折腾怕了，亩产13万斤的奇迹才那么轻而易举地创造出来了。你看，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不大瞎折腾，因此直到如今，还没有在国家的报纸上创造这样的奇迹来。
至于这样的折腾对于国民性的损害，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中国人的国民性，一次又一次的折腾，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塑造。中国打小报告者之我，中国投井下石者之多，中国说假话者之多，我相信在国际上一定遥遥领先。有些是折腾教出来，有些折腾逼出来的，有些是折腾示范出来的。
总而言之，折腾对于受害者，折腾者，社会风气，国家进步，都是非常不利的。
折腾是怎么造成的
折腾，并不是我们所独有的，世界上许多国家有折腾。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是一个好折腾的国家。单是中央委员，就被斯大林杀掉了90%以上；军队里的元帅、将军，被他折腾了一半以上。折腾，也并不是现代才产生的。我们有着很悠久的折腾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留给后人的一份沉重的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表面上的王道，实质上是霸道。法家是讲究法术势，喜欢搞诡计。折腾是必然的。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折腾史。秦始皇死后，李斯赵高伪造诏
书，骗扶苏自杀，立胡亥为皇，胡亥掌权以后，又杀死了自己的一大批兄弟姐妹。刘邦统一天下后，开始杀淮阴候韩信，杀彭越，杀英布。明太祖朱元璋掌权后，也大杀了许多开国之臣。他认为，不这样不能维护自己后代的统治，他是在为后代子孙清除障碍呢？
而我们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由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为什么也会重蹈这个历史的周期律呢？为什么也会出现历史的大折腾呢？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一方面，它有学理上的意义。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个问题，很有理论价值；另一方面，研究这个问题也可以促使我们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第一，农民的狭隘性。由于中国革命的主要成员是农民，工人是少数，知识分子也是少数，就自然带有农民的局限性。农民世代在一小块土地上耕作，阻碍了他们的视野和胸怀。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无法从历史的、社会的、世界的高度认识问题，他们容易从狭小的心眼出发认识问题。因此，猜疑，心胸狭窄，妒忌，眦瑕必报，耿耿于怀，你争我斗，是革命队伍中经常见到的现象。党内一次又一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就是无事生非、自我折腾的历史。整AB团时，成批成批的革命者被另一伙革命者杀害。各根据地几次肃反运动，也都是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因为折腾被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杀起人来一点也不手软。被内部斗争而杀害、被迫害的人数究竟有多少，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但是，从各根据地肃反人类之多、从延安整风所整出的国民党特务数量之大，就可以判断其数不会是小数。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福建有些党内斗争中被杀害的人才获得平反，在延安年代，整得坐牢的、自杀的、秘密处理的人数也不小。革命者柯庆施，陈传纲、李锐、许世友等等，都坐过牢，可见阶级斗争是多么残酷了。革命党内部尚且如此，党外的民主人士的命运，就更可想而知了。一段时间中也许会合作、相处得不错，但是，长期相处就很难了。另外，农民自己没有文化，对于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戒备和防范，而有些社会影响和声誉的民主人士以知识分子居多。农民心态所造成的猜疑，也是引起折腾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个人的襟怀狭窄，带有严重的农民心理。例如，长征路上林彪曾写信给中央，对毛的指挥表示不满，毛怀疑是彭德怀指使林写的，一直耿耿于怀。二三十年后在庐山会议上，此事又重提，可见心胸之狭。有个中共早期的革命家张申府，曾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因故离党。张在北大时是著名教授，毛泽东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因为事迹潦草，受到张的一次批评。几十年后，毛当了国家主席，张无工作无收入，周曾提议给张安排一个能拿工资生活的工作，请求毛，毛讥讽地说，他怎么敢为大教授安排工作呢？对于三十多年的细枝末节的事，还是牢记于心。
第二，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劣根性所致。
现代的折腾是历史上折腾的延续，而长期不息的折腾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有其优良的成分，例如勤劳，刻苦，节约，等。但是，国民性中又有劣质的成分。美国学者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有省吃俭用，辛勤劳作，遇事忍耐，知足常乐等优点外，还有不少不良的品格，如面子第一，拐弯抹角，柔顺固执，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旧，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无信等等病态素质。他举例
说，中国人很讲究面子。信纸如何折，信上的字如何写，都大有讲究。有的汉字要高一格，写在顶上，如果不这样做，收信人就会认为是存心冒犯，心里就会记仇，就会把对方作为冒犯自己的冤家。潘光旦认为，中国人“一部分的民族特性，我以为不妨当做民族的病象看。”他认为，中国北部“荒年淘汰”是这种民族性缺点产生的原因。中国北方人民生存条件恶劣，饥荒不断。处于饥荒压力下的人，生存是第一位的，他们自然养成一种不良的品格以求得生存。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领域。但是，不能否认，中国国民性的落后的一面，是产生折腾的重要原因。例如，有些折腾事件，是起源于缺乏诚信，是出于不必要的过度防范，是因为缺乏宽容精神。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南北战争。按照中国人的理解，这场战争，是统一与分裂的战争，是南方一小摄农场主和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分裂国家的一场战争。按照中国特色的处理方式，在战争结束后，一定得反反复复地清查，一定得隔离个几十万人，关押个十几万人，枪毙个几千到几万人，至于审查、检讨、处分、“戴帽子”的人数将不可胜数。由北方政权或美国执政党派遣的掌握着被审查对象生杀大权的工作组将布满南方叛乱地区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那里可能会形成一种白色恐怖。但是，林肯却一点也不这样做。他不算旧帐，在南北战争中战死的北方军队的士兵固然给予礼葬，对于南方所谓叛乱部队的死亡将士，也同样给予礼葬。他们同样受到尊重。这种大度和襟怀，大大促进了美国的团结。而相比较而言，我们在全国平定后，又不断地进行镇反。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全国又进行了大通辑和大清查，几乎到了风声鹤戾的地步。南非白人曾经镇压过黑人的民主要求，但是，黑人掌权后，并没有对白人进行报复，从而避免了国家的折腾。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度量呢？
第三，民主制度没有建立，缺乏相互和平相处的制度保证。
革命过程中，强者为王，丛林法则，既缺乏人文精神的自律，也缺乏有力的制度保证。在缺乏民主制度的情况下，掌权者很容易以个人好恶代替法律规章。法是保障社会正常运用的规则。我们搞一场运动，搞一场战争，并不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即使有一定的法律，那也只是纸上的东西，可以轻易地置之一旁。文化革命中，可以轻易地罢免国家主席，可以轻易地抄家，可以轻易地打死人，可以轻易地人身污辱。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后来轻易地被整到十八层地狱，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法律很软弱，很不健全，它不能保障社会个体的基本权利。如果法制健全，即使有谁想要折腾，也不是轻易折腾得起来的。
第四，中国知识分子天生的软弱性助长了折腾者的气焰，为折腾推波助澜。
折腾在中国，常常一经发动，就变成汹涌的狂潮，掀起折腾波浪的人不仅不为人所切齿，反而成为了英雄。而被折腾的浪潮掀翻在地的不幸的人们，一段时间则成了人们批判嘲讽的对象。人们歌颂折腾者，嘲弄受害者，甚至再对他们踏上一只脚。而推动折腾成为狂潮的动力中，有一部分来自被折腾者。折腾的掀起者开头也有些担心，有时没有掌握道德制高点。但是，知识分子们通常的态度是向权力大者倾斜。这些人推动了折腾的前进。一些折腾的受害者，也会纷纷表现臣服，高唱是我错，使折腾者又成了道义的得胜者。中国历来有一种理念，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些知识分子以此为立身之本，他们见风使舵、俯服强者、欺凌弱者，紧跟形势。有相当多的人，自己被折腾后，也起劲地自我批判，以讨好折腾者，以求自己过关。中国知识分子很少在折腾的狂潮中坚持信念的。这当然也有中国文化的影响。明明自己是对的，但是，遭到相当多数人或者相当大权力的人的折腾的时候，在形形色色的人的说服下，最后会认为自己是错了，或者认为，为了维持大局，自己承认错了。例如，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中，后来相当多的人被罗织罪名，他们面对强大的对手时，基本的态度是自我批判，或者是揭发和批判别人。例如，章伯钧罗隆基的所谓章罗同盟，本来是子虚乌有事情，正如罗隆基所说的，章罗聪明组织上没有，心理上也没有这个同盟。但是，民盟中的许多人顺着当权者的口气批判章罗同盟，章伯钧在强大的压力下，也承认了这个同盟，罗隆基最后也承认有这个同盟。这样，本来是假想的罪证，最后获得了许多想立功者的证明，也获得了受害者的证明。这样，本来缺乏道德理性和社会正义的折腾，成了正确的，必要的革命运动，具备了某种程度的正义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才理直气壮地提出了阳谋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折腾的受害者们，如果相当多的人有一点俄国十二月党人的精神，或者有一点东汉党人的气质，至少折腾的巨浪会小些，折腾的潮流要小些，被掀翻的受害者也要少一些，这个潮流也不至于那么汹涌澎湃。如果多数被整的人都能
像章乃器那样自我辩护，无论怎样，折腾整人的运动不会搞得那么得心应手，不会随意地那么呼风唤雨。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太软弱了，而折腾者太强大了。反右运动一来，在强大的压力下，被整的人几乎迅速地人格摧毁，也起劲地跟随着投入了折腾地潮流。
当年从香港、从国统区、从海外搜寻回来的参与筹建国家的一些中国知名人士，与执政党度过短暂的蜜月，共同分享了一点甜美的果实。之后不久，就开始进入艰难的岁月。它并不如新婚夫妇之间开始吵架，开始冷战。不是的，双方几乎没有什么要争吵的预兆，倒是他们非常真诚地响应了党中央的帮助党整风的号召，随后就被对方打了猛棍，一下被打倒在地。多数人在其后的岁月中几次三番地被折腾。中国不断折腾的历史，值得认真地总结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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